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1949年前后，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我党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马场町刑场上，一位中年女子昂首挺立。微风吹乱了她的长发。罪恶的枪口开始向她瞄准。接着，人们便听到她一阵动地惊天的高呼：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共谍案四要角”的女主角，身中七弹，英勇地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牺牲时只有45岁。
领受秘密任务
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横扫各路顽敌。仅仅几年光景，一个曾经由国民党统治的万里江山便成了人民的天下。然而，兵败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加紧了对孤岛的控制。台湾成了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
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缺乏准确情报的原因，是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亦被切断。于是，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中共中央华东局经过研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当时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女职员朱枫。
朱枫到底是何许人？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到她的肩上？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后改名朱谌之，字弥明，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是著名的渔商。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长辈们的态度非常开明，所以，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教育，而且能进洋学堂接受西式教育。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学校。“五卅”惨案发生后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是，1927年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东北，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他与前妻已有一个女儿阿菊，1930年又生下女儿朱晓枫，不过晓枫当时的名字叫陈明珍。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朱枫和丈夫举家返回家乡镇海，翌年丈夫病逝。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积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当年底举家去武汉。1938年初，朱枫在武汉向我党领导的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她不顾自身安危，在敌机袭击轰炸下，会同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救死扶伤；还带领歌咏队、演剧队积极宣传抗日，带头在《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里扮演角色。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其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朱枫经组织安排，化名周爱梅，扮成阔太太，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在敌人眼皮下通风报信、送医送药，出色完成任务。朱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又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而后去东北。朱枫1944年初离重庆转武汉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两年间行程万余里，途经十余省市，遇交通阻塞，继以步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朱枫等工作人员被捕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在残酷刑审考验下守口如瓶，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出狱。
1945年春，朱枫由徐雪寒、史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调至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她以公方代表身份担任财务经理，通过合理运营，千方百计为革命事业增值牟利。1948年秋，朱枫奉命调到香港，以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此时，她丈夫朱晓光已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18岁的女儿晓枫考入上海华东医科大学学习。他们一家战斗在天南地北，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危。随着战争逐渐远去，和平建设即将开始，双方的工作环境也安定了下来，一家人是多么希望团聚呀！当朱枫得知丈夫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她更牵肠挂肚。领导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让她调往上海。于是，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香港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人带回了上海。她自己加班加点，想尽快了结手头的工作。不久，写信给丈夫和女儿，“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本来即将和家人相聚的朱枫，为执行特殊任务不得不再次漂洋过海。对于这一点，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舒同等同志，也曾反复考虑、犹豫过，这样艰难险恶的任务，让一个年过不惑、历经艰难、已经确定返回内地、沉浸在与亲人团聚遐想中的朱枫去承担，是否有些过分？但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在台湾有亲人，是第一号理想人选，思虑再三才作出这个决定。最有利的是，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即阿菊，又名陈莲芳）与女婿王昌诚均在台湾，她完全可以以探亲之名前往台湾而不受怀疑。所以，当组织上找她谈话，征求派她去台湾执行这项艰险任务的意见时，朱枫虽感意外，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她积极准备秘密赴台，可这些行动不能透露，便给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信中的兄妹倒置，不暴露去何地，只叙相思，均是秘密工作的需要。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1949年10月25日，朱枫寄给丈夫的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多么伟大的战士情怀，多么深厚的夫妻挚情！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开始了吉凶未卜的台湾之旅。（未完待续）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