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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吴石被处决震惊了台湾岛，成为涉及高级军官多人的大案子。国民党当局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8月，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细叙述逮捕和审讯吴石等人的经过。据该文披露，吴石称，1949年四五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
实际上，此前吴石已经与中共接触，并开始接受地下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1947年3月，鉴于内战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后，董必武与中共代表团从南京、上海撤离。撤离时，董必武通知王亚文到上海办理有关事宜。王亚文是黄埔军校四期出身，从1939年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员工作。董必武要王亚文把所掌握的国民党上层策反关系转到新建立的上海局，约定接头暗号。董老移交给上海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关系非常重要，其中有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骢、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等，其中吴石是个核心人物，因为他负责修编战史，与各军兵种长官的关系都很熟。不久，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中共上海局领导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和他儿子何康也在座。这实际上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后经当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引介，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骨干。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他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9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写过一篇《回忆吴石烈士》。文中说，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潘汉年要他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请李多加关照，给予各种方便。果然，参谋长李树正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观看作战地图，地图详细标明了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吴仲禧暗中把这些重要机密记录下来，托病回后方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书面汇报。这些情报对于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吴仲禧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给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南京指日可待，而此时急需敌军江防情报。吴石将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何遂之子），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何康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这组情报，对确定解放军渡江的主攻方位，起到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国民党从南京败退前，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将这批机要档案悉数交给党组织。1949年5月吴石正式到任后，国民党高层又电促速将这批绝密档案运台，吴石又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吴石牵挂着这批机要档案，密召随从参谋王强到公馆，交代他要“人在机要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298箱八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据悉，这批档案资料经有关专家鉴定，有非常高的价值。
实际上，吴石来榕任职，是带着共产党的指示的。除了继续做情报工作外，因福州是中国海军的摇篮，为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必须动员一些老海军人员留在大陆，吴石还需在榕做策反海军起义工作。他很快就做通同乡林遵舰长的工作，林遵答应在适当时机起义（林遵后率25艘国民党军舰起义，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49年4月吴石上任前，曾专程赴港与地下党联系，党组织告知他到福州后，中央将派谢筱迺与他联系，配合他工作。
谢筱迺到榕第二天，吴石借故回老家螺洲探望老母，谢筱迺也依约到了吴家，他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吴石深为感动，接着他们商谈了今后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谢筱迺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交给丁日初。丁日初父亲丁超伍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与董必武、王若飞等是好友。共产党员丁日初受党指派来榕利用父亲身份，掩护谢筱迺，电台就安在丁超伍河西路二号宅院附近。每到半夜，红色电台准时将吴石搞来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这些情报，涉及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有一天，吴石把一份情报交给谢筱迺，问他“我送的材料，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谢筱迺很想告诉他，党中央对他的情报份份必看，但党有保密纪律，他只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迺收到一份电报，是毛主席署名直接询问吴石，请他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筱迺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给毛主席、周恩来的。他幸福地笑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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