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身边经济发力点

社区团购再战最后500米

逐鹿社区①

2025-10-10

望湖宾馆后门开设的美食外卖,深受“团友”(团购群朋友)青睐 摄影/商报记者 项凯

商报/每满记者 朱光函

■编者按

身边经济是围绕我们百姓生活和消费形成的经济形态,具体的点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条时尚街,可能是年轻人追寻的一家首店,可能是中年人绑定的一个社区拼团,可能是老年人慕名的一趟旅行,可能是老戏迷期盼的一场演出,可能是养老机器人的一次登门体验,也可能是老小区等待已久的一回厨房改造……它每一次的攒动,似乎都是个体行动,但它乘以万、十万、百万、千万时,汇成的便是宏大民生和巨量市场。本组系列报道旨在通过我们对身边微经济的观察,寻找身边经济发力点、发现身边经济新业态、关注身边经济新体验、聚集身边经济新赛道、剖析身边经济拥堵点,推动身边微经济澎湃新活力。今天是系列报道的第二个篇章。

在杭州拱墅区望湖宾馆后门,每天下午三点半就会排起长队,队列中有附近的居民,也有坐地铁赶来的消费者,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身份——团友(团购群的朋友)。吸引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无他,东西卖得实惠又好吃。队列中的市民王海法道出了真相:“这里的卤鸭69元一只,红烧蹄髈39元一个,红烧肉也只要8元一块,而且都是高档酒店厨师烧的,味道好,价格又实惠。”曾经以承办大型会务为主的酒店餐饮部,如今每天面对的还有拎着环保袋前来采购的附近居民。这种转变背后,是杭州社区团购战场进入新阶段的缩影。

早在2021年,杭州就曾经上演过百团大战的盛况,在经历了迅猛扩张到战略收缩的沉浮后,杭州的社区团购市场再次扬帆起航,从团长到供应链再到平台和巨头,社区成为团购参与者的核心,大战之后的破局正在重塑杭州的团购新格局。

从价格战到价值战:供应链的暗流涌动

凌晨三点,杭州萧山区的农产品分拣中心灯火通明。工人们将刚从临安山区采摘的春笋装入冷链车,几小时后,这些带着露水的笋尖将出现在西湖区某社区团长的自提点。那里是离社区居民更近一步的500米生活圈。在这个生活圈里,社区团购的激战更为白热化。这是2025年杭州社区团购的日常——一场关于“鲜度”与“效率”的极限竞速。

曾经,社区团购的战场是团长争夺与补贴大战。2023年,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平台在杭州“开新城”时,团长提成一度被哄抬至15%,甚至有平台用“返现货”挖角。但到了2025年,风向骤变。纳德大酒店城北店的餐饮负责人余欢发现,单纯依赖团长拉群已不够用。他们转而与本地MCN机构合作,让专业主播在抖音直播间推销39元的红烧蹄髈,单场销量突破千份。这种转变背后,是供应链的深度重构。百姓渔港将阿拉斯加帝王蟹的采购链路缩短至48小时,通过“产地直采+主播直销”砍掉中间环节,客单价288元的海鲜套餐竟能卖出万份。

巨头们也在调整策略。盒马邻里撤出杭州后,阿里转投“超盒算NB”硬折扣店,用SKU精简和仓储一体化压低成本;美团则推出“快乐猴折扣超市”,以“上午下单、午饭到桌”的时效性争夺用户。这场竞争中,团长职能被重新定义——从“自提点管理员”升级为“全链路服务顾问”。望江街道的团长王孙瑶现在不仅要管货架,还得懂社群运营、售后调解,甚至帮老人代下单。她的月收入从2023年的8000元涨至1.2万元,但考核指标也增加了“复购率”“客诉响应速度”等五项新维度。

三公里经济圈:社区生态的原子化重组

拱墅区望湖宾馆后门的排队景象,是杭州社区商业“毛细血管”重生的缩影。曾经承办高端宴会的酒店后厨,如今每天产出数百份单价8元的红烧肉;隔壁的社区便利店则化身“前置仓”,货架上既有69元的卤鸭,也有新西兰直采的奇异果。这种混搭,折射出社区团购对传统商业的“缝合”效应。

杭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避开了“巨头通吃”的剧本。2025年第二届中国(杭州)食品电商博览会上,浙江省商务厅搭建的“共富工坊资源对接区”让本土玩家与全国平台同台竞技。40余家本地工坊企业通过MCN机构对接会、社区团购直采会,签下年销售额增长20%的协议。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催生了“社区协同型商户”——比如将微信群与线下摊位结合的纳德大酒店,或是用小程序实现线上转型的邻里生鲜店。它们像野草一样在巨头的缝隙中生长,甚至反向渗透:九龙县的牦牛肉干通过杭州团购群卖到了上海,而临安的笋农则借助平台数据反向定制种植计划。

政策红利加速了这一进程。截至今年6月,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商业外摆陪跑员”制度,让6374个摊位被纳入浙里办APP“摊有序”系统。一位来自西湖区的社区书记形容这是“放水养鱼”:“过去小商户怕城管,现在他们拿着《外摆指南》主动申报,把团购自提点变成社区便民服务站。”这种精细化治理,让杭州的社区团购少了野蛮生长,多了共生共荣。

流量焦虑与信任重建:团长经济的终极命题

深夜十点,小陈清点完当天到货的包裹,在团长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明天有台风,大家记得提醒邻居早点取货,海鲜放坏了平台不赔。”这位90后宝妈曾是“佛系团长”的典型——商品堆在客厅角落,售后全靠平台兜底。但2025年的她,已经接受系统培训,成为了“社区零售服务师”,冰箱里分门别类贴着“冷冻海鲜”“冷藏蔬果”标签,显露出她的成长。

团长的专业化,是行业自我救赎的结果。2024年“九不得”新规后,低价倾销被叫停,平台不得不从“烧钱抢人”转向“服务留人”。兴盛优选给团长配备智能货架,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生鲜保存状态。这些投入看似增加了成本,实则解决了行业顽疾——据第三方数据,2025年杭州团长月流失率已从18%降至9%,头部平台用户复购率突破60%。

信任的建立不止于工具。在钱塘区某小区,团长李叔的便利店成了“社区第二客厅”。他组织烘焙沙龙教主妇用团购食材做蛋糕,还帮独居老人代购药品。这种“超预期服务”让他的群成员自发裂变成三个分群,年销售额突破百万。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点评道:“团长本质上是社区关系的‘路由器’,他们修复了被电商割裂的邻里信任。”

当其他城市还在为“流量内卷”焦虑时,杭州的社区团购已悄然进入“在地化”深水区。从望湖宾馆的红烧肉到百姓渔港的帝王蟹,从宝妈的客厅到数字化的履约中心,这场变革没有英雄史诗,只有无数个小人物在供应链、政策与需求的夹缝中,编织出新的生存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