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打入特务机关
1929年初冬，正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又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在这里，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出生于安徽芜湖的李克农是胡底的同乡。对于李克农这位智勇双全、曾在安徽掀起一阵阵红色风浪的中共党员，胡底早有所闻，但直到1928年，他们先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并一同效力于中央特科后，两人才有了接触。他们志趣相投，又是同乡人，很快成为谈得来的朋友。然而，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和环境的需要，他们同在上海工作，却很难见上一面。这次能在摄影棚相遇，两位老乡颇为高兴。当时已在上海电讯管理处（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担任秘书的钱壮飞，正要向党组织汇报有关情况。这样，经胡底牵头，钱壮飞与李克农又相识了。
接到胡底信息的钱壮飞，这天如约来到了摄影棚。只见水银灯下，一个恶少带着几个打手抢夺民女，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汉的扮演者就是胡底。导演喊声：“停！”灯光骤暗，棚里一片昏黑，人声嘈杂。胡底走过来同钱壮飞握手问好，把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眼镜、穿长袍的青年迎了上来，他握住钱壮飞的手说道：“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你。”钱壮飞紧握李克农的手，也很激动：“故乡的人也很惦念你。”他们说着暗语。自钱壮飞打入敌营以来，由于工作的性质、环境的险恶，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已日益困难，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党组织的指示。尤其是最近一个情况的出现，使他这种心情更为急切。
原来，钱壮飞的顶头上司、上海电讯管理处处长徐恩曾，最近被任命为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长，徐准备让钱壮飞随他到南京担任机要秘书。为此，钱壮飞要征求党中央的意见。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人，和钱壮飞是同乡。从外表上看，他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因与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关系，加上善于钻营，1929年冬，竟捞得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中组部调查科长的头衔。他登台后，为干出点名堂，一开始就要物色好几个帮手。这样，才华出众又是同乡的电讯处秘书钱壮飞就进入了徐恩曾的视野，极力邀请他入伙。在摄影棚，钱壮飞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李克农，让李克农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以求对策。
中央特委对钱壮飞的这一报告极为重视。周恩来说：只要敌人的特别组织中有我们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顺利得多，损失就会少得多。他当即指示：“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决定派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敌人的核心情报。钱壮飞随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徐命钱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扩充队伍，这样，胡底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党务调查科。钱壮飞希望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就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李克农。经周恩来同意，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从此，他们三人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深入龙潭虎穴，沉着机智地战斗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活跃在北方情报中枢
胡底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拉弹唱样样见长；又文笔酣畅，谈吐诙谐风趣，性格开朗活泼，善交际，乐助人，大方豪爽，在社会上颇有吸引力。这一切，正是他打入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反蒋、反陈派系相当活跃。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中共的情报外，还要收集其他党派和进步力量的动向情报，所以，一面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反蒋派系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机构和几十万秘密特工。胡底、钱壮飞和李克农便借国民党公开开办通讯社的机会，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编辑为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党务调查科（“正元实业社”）的隔壁。
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也把钱壮飞、胡底带到了杭州。这期间，胡底的父亲带着胡底的未婚妻从老家安徽舒城来找胡底完婚。胡底怕因特殊身份连累那个女孩，推说自己工作忙碌、生活不定，让她另找丈夫，但那女孩不肯走，在杭州卖菜为生，而胡底始终孑然一身。
1930年冬，胡底被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张家昽为记者。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在日本租界租了一幢房子，胡底住最上层的四楼。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胡底和张家昽几乎天天要上街“采访”，也就是搞情报，但并不像小说和电影里的特工那样出行神神秘秘。他们经常是并肩同行，谈笑风生，以采访为名出入各种场所。而胡底非常喜欢打麻将，这也成了他在天津刺探情报、拉关系的主要手段。胡底让张家昽每天把天津主要报刊的新闻抄写下来，并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而胡底暗中又搞到不少机密情报。因为张家昽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对胡底到底做了哪些秘密工作一无所知。
这段时间，钱壮飞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开始发挥作用。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南京、天津方面有重要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马上用密码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李克农即通过情报科长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这样，钱壮飞和胡底，一南一北，分别收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就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情报机构的情况为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及时全面地掌握了。他们三人如同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要搞张学良的情报。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的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由胡底执笔，利用一些军事资料和报纸上的材料搞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不但提供了东北军“内情”，而且谎称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可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表示对胡底等人“佩服之至”，给予嘉奖。
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陈立夫，把蒋介石发动“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给徐恩曾看。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便直接获悉了这些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对红军作战及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掌握中共中央全部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特务机关连续向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密电。4月25日夜里，这些密电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使敌人对上海的大搜捕全部扑空，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从而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4月29日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还是张家昽急急忙忙将自己妻子的手镯变卖了，然后把钱塞给胡底让他快走。这样，胡底才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了天津，辗转逃亡。胡底撤离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只在天津日租界抓住了张家昽。由于他的确对秘密工作一无所知，终被释放。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1931年8月的一天，上海滩热浪袭人。傍晚，一阵电闪雷鸣后，突然下起滂沱大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蓄着一脸络腮胡的人匆忙行走着。他就是原国民党“长城通讯社”社长、现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中共红色特工胡底。按中央指示，胡底又潜来上海。
为保证这几位已经暴露身份的“红色间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他们秘密撤往中央苏区根据地。胡底和钱壮飞凭着机智和勇敢，突破天罗地网，安抵中央苏区。李克农也与驻沪中共中央迁往苏区瑞金。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底等人钻入敌人心脏，不畏艰险，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就连1933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也不得不承认：“CP（中国共产党）特务工作人员对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哪！”（未完待续）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