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国际战略实现重大调整，外交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毛泽东主导的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这个时期改变国际战略格局的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此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两国政府继续就建交问题举行会谈。由于国际和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谈判花了将近7年时间，但是，两国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了较大发展。两国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在外交上作出了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两件事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实现的。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决策与尼克松“朝圣”的实现
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提到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时写道：“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徐中约的“朝圣”之说，并非凭空捏造，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确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例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驻美“大使”沈剑虹认为，尼克松根本不该前往中国。他不理解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时，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好像是在向皇帝磕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尼克松下飞机后，“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换，尼克松单独一人走过长长的仪仗队，他略微向后看了一眼，周恩来在其右侧后方紧紧相随，示意继续向前。在过去数千年间，数百位外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步履艰难走过数英里全副武装的中国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见中国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阅兵式就好比美利坚总统的纳贡之路，以示对中国‘宫廷’的尊重。”费正清的这部回忆录，得到了基辛格、史景迁、余英时等政界史学界名人的一致推荐。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本人在回忆周恩来通知他，毛泽东要见尼克松时，感到：“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
中美关系解冻之路长达20多年。其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敌视、蔑视到重视，直到有求于新中国的过程。在这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中，不乏有“触目惊心”的时候。
毛泽东拍板决策的“两弹一星”工程，是中美关系转折中最关键的一环。
1990年，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的《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出版。作者利用大量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资料和各国文献，首开对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系统梳理。该书指出，“朝鲜战争的结果从根本上转变了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僵局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敬畏且立足于世界的独立力量。苏联的援助和支持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但是，美国国务卿（1953—1959）却顽固宣称新中国是“过渡政府”，是“过眼烟云”。随着新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1960年发现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意识到新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核武器试爆。”在美苏联手阻止中国核武器发展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明白，“唯有武力，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才有可能、有机会在实际上‘阻止’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当时美英法等西方阵营实际是一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另一家，中国还有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又是一家。中国成为核大国，就在实质上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企图控制国际局势的妄想。张少书在书中提到了肯尼迪政府曾经认真考虑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张的说法当即遭到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官员的反驳，说当时肯尼迪政府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而已。199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到期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而且变成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美国几家有影响的大报相继发表文章，报道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内幕。这些档案显示，从1960年初开始，美国先后与苏联和国民党台湾当局商谈，联手阻止中国核试验。特别是1964年，从1964年4月到9月1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等美国政府官员，数次探讨了具体实施方案。经过反复考虑，1964年10月，美国给台北发了一份电报声称，“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这样，美国的打击行动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1964年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请示，提出原子弹爆炸的三种方案：第一，“今年爆炸”；第二，“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第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拍板决定：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这个决定，使美国阻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企图化为泡影。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军情五处保存的英美领导人之间的绝密信件披露，后来美国方面还试图用对中国核打击手段，恐吓阻止中国进行氢弹试验，进而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此方案同样在毛泽东“氢弹也要快”的决策面前化为泡影。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从美国解密档案中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触目惊心：如果不是碰巧美国大选，如果苏联默许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如果……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万一发生，其后果则难以预料！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焦头烂额。张少书写道：“政府既不敢赢也不敢输的越南战争使美国变得衰弱了，也使其受到孤立”“对中国的态度最激进和有预兆的转变来自尼克松”。尼克松1969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后，向来以“冷战斗士”著称的他改变了2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并且急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个改变主要是由三大因素决定：首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先后爆炸成功，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对中国奉行的遏制、孤立政策即将走向尽头；其次，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同苏联相抗衡；第三，借助中国影响，尽可能快地从越南战争脱身。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到关于美国技术转让问题的时候，舒尔茨说某些高端技术，中国靠自力更生办不到。邓小平驳斥道：“原子弹、氢弹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会谈录编辑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第41页）
2017年1月，被《纽约时报》称为“第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实的著作”的加拿大知名历史学家玛格雷特·麦克米兰所著的《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中文版面世。该书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描述相当细致入微。书中写道，当周恩来告诉基辛格毛泽东要见他们的时候，“这则消息令人雀跃无比，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松了一口气。”会晤时，“谈到一半，毛泽东突然伸出手来，握起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尼克松满心愉快。‘这是动人的时刻。’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尼克松以恭维毛泽东的好学，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文章、诗作的推崇”“为了眼前这一刻，尼克松可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讨论中、美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话题，但毛泽东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尼克松又有意把话题引向朝鲜半岛、越南、台湾等左右中美关系的议题，毛泽东则给了软钉子”“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又赶紧讲几句感性的话，希望毛泽东知道，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从不说些做不到的事，而且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回程时尼克松告诉白宫幕僚，毛泽东这个人‘对战略概念有伟大的远见’。基辛格甚至更为真情流露，毛泽东是人群中的巨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当日发表声明：“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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