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是老一辈革命家、父亲乌兰夫曾经的老领导傅钟120周年诞辰。几天前，傅钟的儿子傅晓钟亲邀我参加傅钟的诞辰纪念活动。感奋之余，想起了父亲乌兰夫在世时曾经给我讲述的他与傅钟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就是傅钟曾经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领导发展蒋经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尘封多年，在中共历史上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它记述了傅钟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贡献。
1983年8月，我作为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代表团团长，率团到新加坡参加世界航空博览会。开幕式当晚，已经很晚了，我下榻宾馆的房间响起轻轻的叩门声。我打开房门后，造访者自报家门，说：“我叫蒋孝勇，家父蒋经国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信息，让我专程从台湾赶过来，通过你转达家父对傅钟老师，对希贤同学，对云泽同学的问候。”这个希贤同学，就是邓小平同志；云泽同学，就是我的父亲乌兰夫。
我与蒋孝勇先生开怀畅饮，彻夜长谈。推杯换盏之间，オ第一次知道邓小平和父亲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蒋经国先生不仅是同窗好友，而且在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的直接领导与推动下，邓小平和我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孝勇先生大笑着举杯向我揭秘这段尘封往事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我的父亲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傅钟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蒋经国已经在台湾地区担任了五年国民党政府的第六任该地区领导人职务。
回国后，我立即向父亲乌兰夫作了汇报。多年来，已经很少和我长谈的父亲，破例用了整整三个小时，与我谈起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在党支部局书记傅钟的领导下，他和邓小平同志一道，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共的全部过程。
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与父亲谈起了中山大学的这段往事。邓小平说，听了毛主席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党一起分析讨论了当前的形势。父亲感到，下一步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如果真是如此，在中山大学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共的事情，就烂在肚子里吧。父亲接着对我说，蒋经国是1926年底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这都过去50多年了，蒋经国还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中共的党员，这是个好事，我（即乌兰夫）要向邓小平同志和傅钟同志报告这个情况。
二
1924年1月，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政治合作。根据党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10月7日，苏联派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政治顾问迈克尔·鲍罗廷将军，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宣布，为了纪念同年3月12日逝世的孙中山先生，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孙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革命人才。
1925年10月28日，国共两党共同选派的340名青年学子，在上海港吴淞口码头登上了一艘船舷俄文标示为“远东-191”的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船，开启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求真理的跋涉征途。这340名青年中，鲍罗廷将军亲自推荐了20名学员；国民党选派的217名学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占了多一半。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中，除了父亲乌兰夫，还有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王明）、左权、张琴秋等30多名入党不久的青年共产党员，以及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等一批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傅钟和邓小平则是受党组织的指派，于1926年1月6日，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后，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到了中山大学。
由于是为国共两党培养人才，苏联方面并未同意我党在中山大学单独设立支部。后经协商，我们党以莫斯科东方大学党组织派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名义，于1926年初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指派傅钟担任了支部局书记，傅钟也因此成了由中共选派的这103名学员的直接领导者。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这批学员中走出了大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为了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我们党对选派人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项工作，都做了精心准备。从登上苏联“远东-191”煤货混装运输船开始，负责带队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上海区委书记俞秀松，就把父亲乌兰夫与国民党派出的学员蒋经国安排在同一个船舱。俞秀松交代父亲，要主动与蒋经国交往。
1925年11月中旬，这340名中国学员经过了近两万公里的艰难辗转，终于走进了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原沙俄贵族菲拉列特的别墅里建起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初，中共莫斯科东方大学党支部派驻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与父亲的第一次交谈，就是从询问父亲这一路上对蒋经国的印象开始的。父亲说，首先，蒋经国是南方人，他的奉化口音我听不懂；我是北方人，我的内蒙古土旗口音他也听不懂。所以，没有深度交流。其次，我感觉蒋经国脑子好使，知识面挺宽。这一路上，从上海港出发，他告诉大家到远东海参崴的距离是4400海里，差不多是8100里，海上航行要四五天时间。到了海参崴，他又告诉大家，距离莫斯科还有14800多公里，还得走上一个多月时间。我比他大三岁，倒觉得他比我大。再有呢，尽管大家都客客气气，但看得出蒋经国性格清高。他除了和几个国民党大官的孩子，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有说有笑，与其他人不大说话，骨子里并不是很好接近的人。
傅钟听了父亲关于蒋经国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傅钟告诉父亲，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对蒋经国就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说明你很善于观察问题，也很善于归纳总结。党中央通过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通知中山大学支部局，一定要做好对蒋经国的团结工作，这也是关系着国内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使命任务。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逆流。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右派势力还抛出了所谓的《护党宣言》，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傅钟告诉父亲，针对国内革命运动出现的新问题，年初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题，并且通过了《对于民主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文件。
傅钟特别强调，在国内形势剧烈动荡的当下，党支部局把你安排在了蒋经国所在的学员四班，不仅同班，而且同桌、同室、同住一个上下铺。要通过你的努力、你的影响，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还要通过蒋经国，来影响其他国民党学员。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党在国内开展国共政治合作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希望你和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党支部局指定支部局组织委员兼党小组长、七班学员邓希贤同学，指导协助你共同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这项工作。
父亲告诉我，傅钟这次与他的一席谈话和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态势作出的战略安排。父亲说，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当年刚过了19周岁生日的他来说，傅钟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傅钟提出的“要与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的要求，也就成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的学习时光中历历在心、责无旁贷的重要担当。（未完待续）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