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震怒：“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娼妓的存在是旧中国城市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罗瑞卿在铲除这个毒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赶考”进北平的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绝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毛泽东要求取缔妓院，不仅因为妓女是社会底层的受害者，妓院是黑社会的聚集地，败坏社会风气，还因为嫖娼带来性病传播，使性瘟疫危害社会。据有关资料统计，旧社会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人，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多万。
毛泽东向罗瑞卿当面交代要取缔妓院，罗瑞卿当即表示要将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接着，罗瑞卿迅速草拟了关闭妓院的议案，并成立了由他亲任总指挥的取缔妓院指挥部。
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说，妓院是藏污纳垢、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妓院老板是城市的封建势力，“为了彻底消灭城市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立一个健康的新社会，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会上起草了向市人代会呈送的议案。
1949年11月21日晚上，北京市封闭妓院开始统一行动。出发前，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纪律。20时整，2400余名干警、27个行动小组、37辆汽车，扑向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的妓院。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
取缔妓院，镇压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解放改造妓女，废除千年娼妓制度，赢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扬。当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道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
此后，这种封闭妓院的北京方式被其他城市所效仿。继北京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均相继开展了行动。当时妓院最多的城市是上海。1951年3月，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微服察访仍在社会黑势力控制下的“大世界”。当他看到每层楼站满了由老鸨看管的妓女后，激愤地说：“这些老鸨吸血鬼、这些流氓恶霸，统统要消灭掉。我们要从这些坏蛋手里解放那些不幸的人。”
1952年4月至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民政等部门配合下，采取多次行动查封妓院、取缔娼妓，并将“大世界”改造成健康的人民乐园。到1953年，千百年来吃人的娼妓制度在大陆被埋葬，成千上万沉沦苦海的妇女被解救。人民群众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新中国成立很短的时间内，共产党就使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娼妓制度绝迹。对此，一位西方记者不信，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恩来幽默地回答：“有！”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罗瑞卿发怒：“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在当公安部部长期间语重心长地说，人民警察同解放军一样，应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是区别于旧警察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儿子罗箭介绍说，人民警察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吗”，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1952年8月，合肥市一侦缉队员买不到戏票，便将售票人带进公安局，戏开演时又伙同多名公安人员大吵大闹抢占座位。剧团负责人打电话给公安局，副局长竟说剧团看不起公安局，随后又以查户口为名将剧团6人扣押多时。罗瑞卿得悉后立即指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应撤职，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合肥市公安局局长应作公开检讨，合肥市公安局的违法乱纪和旧警察作风必须彻底整顿。
罗瑞卿又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民警纪律作了检查，发现了一些白吃、白看、白拿的典型事例。为了纠正这些旧警察作风，罗瑞卿指示公安部起草了《关于禁止公安工作人员看白戏或利用职权随便出入文化娱乐场所的规定》等文件。
为了搞好警民关系，罗瑞卿提出，要学习解放军。1958年8月，全国公安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修改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并规定每年年终或春节期间的一个月作为公安人员的爱民月，公安机关要征求群众的批评意见、检查一年的守纪情况。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罗瑞卿传》记载：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可以，可以”。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派出所要密切联系群众，这牌子一挂，还怎么联系群众？”他问一位民警：“你下户口段，老百姓叫你什么呀！”“叫段长。”罗瑞卿摇摇头说：“叫段长可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小李亲切。这表示群众还没有把你们看成是自己人。同志，你们要警惕呀！”
1958年3月，罗瑞卿来到上海青海路派出所。当所长汇报到群众给派出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时，罗瑞卿说：“群众敢于批评我们说明他们信任我们，这是好事情。要是群众不敢批评我们，那就坏了，那就要犯错误的。”罗瑞卿深有感触地说，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宋德贵，老红军，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然而进城后追求腐化享受，贪污、盗窃国家资产达9亿元（旧币）。罗瑞卿毫不手软，通过法律程序将其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在罗瑞卿的严格要求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从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
任十年公安部长，基本实现了上任目标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烟馆赌场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北京四郊的“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以及“四亭”“十二爷”等。罗瑞卿也铁拳出击，严厉打击。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罗瑞卿说，“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反动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罗瑞卿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3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缉捕盗匪5477名，盗匪案件急剧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灭绝。
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在1949年的时候，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
1959年，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已经10年，成绩卓著。他开创了国家的公安和国安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内就形成了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基本实现了他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9月1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这才离开公安战线。
在主持公安队伍最后一次会议时，罗瑞卿表示：“今年是（新中国）建国10周年，我公安工作也搞了10年。10年斗争的成果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其次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从我们公安系统来讲，功劳首先是同志们的、大家的，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1965年罗瑞卿遭到残酷政治迫害，“文革”中又雪上加霜，造成下肢残疾。1975年8月，罗瑞卿被平反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1978年8月3日病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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