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士兵赶在行动前夜缝好铅衣，身体前后及靴子都要用铅箔包覆，还要戴头盔、面罩，双手有两层防护，整套制服重达30公斤。他们8人一组，分批到达屋顶，以最快速度将辐射瓦砾扫到屋顶下方。士兵每次只能在屋顶待上45秒。“我们从屋顶下来后，感觉就像全身的血被吸血鬼吸干，全身虚脱，无法行动，有人会流鼻血，但我们都想撑下去。”幸存者后来回忆道。经过10个昼夜不间断的努力，任务得以完成。当这些士兵奉命上屋顶清理时，没有人知道实际辐射值是多少，“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每小时1万到1.2万伦琴，辐射量那么高，根本不该派人上去。”
为尽快封存4号反应堆及周边放射性物质，一个170米长、66米宽的钢筋混凝土石棺被设计出来。10万军队与40万平民，包括工人、工程师、护士、医师与科学家，从苏联各地来到切尔诺贝利，他们被称作“清理人”。
堵住污染源头任务艰巨，清除核辐射扩散尘埃同样艰难。数万人挨家挨户清除覆盖在所有物体表面的放射性尘埃。他们还成立了特别狩猎小组，持步枪在乡间与森林中巡逻，枪杀所有动物，因为它们的毛发会吸收放射性物质，进而危害人类。
爆炸发生后7个月，清理工作基本完毕，石棺也打造完成。远远望去，石棺就像一座由钢筋水泥堆积成的巨大坟墓。一年后，在莫斯科明基斯克公墓，当局竖立了一座无名纪念碑，碑身底下数米深埋着28口铅制棺材，因为他们的遗体本身也具放射性。这些逝者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中最先遇难的核电站员工和消防员。
“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另一篇文章也讲述过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一段故事。那是一群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争取到继续平静生活下去的条件。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面对为广岛原子弹400倍以上的辐射剂量，有一批人站了出来：“同志们请稍息！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我和委员刚刚到屋顶上面去了一次，那里也没什么了不起！一切就绪，每个人到上面就铲两下然后赶紧下来，记住防护要领！每组十人，不要超过40秒！还是我先上去，然后是委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他同志在后面跟着，注意安全。假期和黑海的疗养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为了苏维埃祖国！”
这是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塔拉克诺夫少将，在下令清理4号反应堆上方废墟时的动员口号。在这位将军的带头下，人们奋力清理着密布的核废弃物。多年后，参与抢险的矿工面对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的“套路”式提问，给出了坚定地回复：“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不是我们就是别人，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一点也不后悔！”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解，苏联在二战时期就已取消“政委”一职，和塔拉克诺夫少将一起带头冲向废墟、清理核废弃物的，是鲍里斯·叶夫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委员。他当时的职务也很高，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属于一名“委员”，俄语单词是“комиссар”，后来在翻译中被译为“政委”从而引起歧义。事实上，作为苏联高层官员，当时已经67岁的谢尔比纳并未因自己位高权重而躲在后方指挥，他跟将军、士兵们一起冲进核废墟。在测定核辐射程度的行动中，目标区域核辐射污染可能已极为严重，已经62岁的苏联防化兵司令皮卡洛夫上将下了一道命令：“你们都不用去，这次任务由我来做，我比你们有经验。”此时身边的官兵闻讯纷纷上前阻止，连他的警卫员也死死拉住他请求他不要冒这个险。但是皮卡洛夫上将只是笑笑说道：“我已经老了，也许只有几年寿命了，还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的指战员们吧！”随后，这位老将军独自一人开车进入了危险区进行测量，测出的辐射数值是：辐射值已经超过上万伦琴，是属于极度危险的情况。而在整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苏联将军多达15人。
在苏联军民的拼死努力下，1986年5月10日，反应堆被炸开的洞口终于被彻底封住。后人为了纪念这些勇敢的人，在给切尔诺贝利的纪念碑上铭刻了一句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挽救这么多的人，而直面死亡，并作出了这么伟大的牺牲！”
今天的隔离区内，松树树叶因过量辐射统统变红，形成了著名的红松树林。由于人迹罕至，隔离区成了动物的天堂。麋鹿、狐狸、野猪甚至濒临灭绝的乌雕的踪迹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生活在隔离区内的动物并没有发生异常，更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这里的老鼠长得像猫一样大。
回顾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一人类核能利用史上的惨痛记忆，我们真心期望世人铭记教训，以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人类再次受到核灾难的伤害。（完）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