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新篇
富尔回国后，把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具体事宜交给了法国外交部办理。经戴高乐同意，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同中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洽谈，主要是商定建交公报文本以及发表公报的方式和时间。经过几番磋商，中法两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决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很自然遭到了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1964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对法国行将承认新中国横加指责。1月16日，美国政府照会法国政府，对法国决定与新中国建交提出强烈抗议，声称这有损于“自由世界的利益”。次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又接见法国驻美大使，对法国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戴高乐敢于傲视美国，置美国的“指责”“抗议”“遗憾”于不顾，决定实现法中建交。
台湾当局风闻法国即将承认新中国也惶惶不安。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致函戴高乐，试图以与戴高乐的私人感情来打动他“收回成命”，但戴高乐不为所动。1964年1月19日，戴高乐派遣特使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递交了亲笔复信。复信态度坚决，给蒋介石以沉重一击：12月24日来函敬悉。承询外传法国政府拟改变其与中国现行关系是否属实，本着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开诚和信赖精神，且我热切希望保持此种精神，谨如实奉告：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确实，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将使您大失所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再无视既存的事实。其他西方国家过去已先于法国走上这条道路。何况，最近共产主义世界的事态发展促使法国采取一项归根到底符合它自己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决定。十年来，客观事物的力量已促使我们同北京领导人开始建立了关系。由于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才得以结束。1962年，关于老挝的新的日内瓦协议促使我的政府再度同北京的谈判代表接触，并且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签署了协议，这对控制东南亚的严重危机是很必要的。经深思熟虑，我认为，采取我向您通报的决定已刻不容缓。
蒋介石读罢来信，大发雷霆，指责戴高乐不应该在台湾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不但不出面扶持，反而落井下石。但他知道自己再发脾气也无济于事，便软下来，请求法国将承认中共的时间推迟，哪怕半年也好，这时他还一直幻想着“反攻大陆”。对蒋介石的奢求，法国不加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则公报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一次外交核爆”。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里或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项声明义正词严，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申了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默契的内容。值得称道的是，后来法国政府履行了这三项默契。
2月10日，迫于形势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宣布同法国断交，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巴黎的“大使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根据3个月内任命大使的公报规定，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抵京赴任。新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这标志着中法建交的进程圆满完成，中法两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遗憾
中法建交，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毛泽东对戴高乐十分赞赏，称赞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称赞戴高乐是“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同样怀有深深的敬意，对中国神往不已，有朝一日到中国访问是他的一大宿愿。但阴差阳错，他的访华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这一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撰写他的回忆录。
中国政府惊悉戴高乐将军去世的不幸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中国政府还任命驻法大使黄镇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在北京，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郭沫若等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天安门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对一位西方政治家如此隆重的悼念，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1971年7月，法国前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访华，曾对周恩来惋惜地说：“访问中国是戴高乐将军多年的宿愿。他非常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如果不是1970年11月突然去世，他很可能就来中国访问了。”周恩来同样惋惜地说：“毛主席对戴高乐将军怀有尊敬的感情，并对没有能在北京接待戴高乐将军表示遗憾。”
当代两大伟人——毛泽东和戴高乐的历史性会晤未能实现，世界舆论普遍为之惋惜，在中法关系史上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中法友好关系在今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完）
（本文作者：郭伟伟）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