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执行中共中央镇压敌特任务的同时，刚刚就任中共特科首脑的陈云、康生、潘汉年，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
恢复和重组工作包括物色一批新的骨干，接手被迫撤离干部的岗位，并迅速完成交接工作；在旧的关系再难发挥作用的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在特科人员撤离的敌特机关，设法重新打入，使残破的情报网络得以修复；此外还要重新选择总部办公地点，设置新的基层情报网点。
重组工作紧张且头绪繁多，为了可靠安全，事无巨细，几位首脑均亲自操持。好在除了康生年纪稍长，陈云、潘汉年那时都在二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精气神十足。
只是潘汉年感到与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有些差异。过去熬夜、伏案疾书的情况多一些；而今则多为事务性的接洽、交际，四处穿梭奔波。但他似乎根本无需适应期，许多看似纷繁费神的事，他做起来颇为顺当，也许他早就具有这方面的潜能，只是没有充分施展的机会和空间。就知人善任而言，周恩来不愧是慧眼独具的伯乐。
选择机关地点，设置工作站，对隐蔽战线来说是非常有讲究的。挂出的招牌，要与房子的所在环境，房子的面积、结构，常驻和来往人员给人的感觉相契合，否则马上会引起怀疑。长期伴随陈赓从事隐蔽斗争的陈赓夫人王根英，就曾诙谐地说过：“我现在是不怕敌人，最怕的倒是找房子。”
因环境险恶，中共在上海的各地下机关，实际处于经常变动状态，隐蔽得再好，人员往来多了，就可能暴露一些问题。例如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就更换了五个地方。
而中共领导人的栖身之地，在一处持久不变容易引起注意，搬迁就更加频繁。邓颖超也在回忆中说到搬家之事：“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能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后，就由他重新选定租赁了总部办公的房屋。那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上的一个写字间，为了做掩护，挂出了煤球制造厂的招牌。既然是煤球制造厂，就得像那么回事从事煤球业务。又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赁了块厂基，订购机器，组织煤球生产。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顾顺章一人叛变就导致中央主要机关几乎全遭破坏的危险，潘汉年拟定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办公地点、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都安置了警号，安全与否远远一望便知；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严格限制人员往来，不得将住所地址随意透露给非指定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工作和联络时必须使用化名或代号。
这一切更为严密的规定和措施，都是在中共中央主管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提示指导、陈云具体操作下快速成型的。这对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和中央特科及时扭转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巨大威胁和不利局面是颇有成效的。
一个国民党特务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对那一时期的情况有所追溯，发出这样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失灵了，眼睛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上午，陈云、康生和潘汉年便会堂而皇之地到五马路的“煤球厂”上班。而康生和潘汉年在当时使用的代号与他们的公开身份又特别吻合，康生叫“老板”，潘汉年是“小开”，只有陈云被称为“先生”，稍带了几分神秘感。当然，“煤球厂”办公室里，先生、老板和小开并不谈论煤球生产和销售的业务，而是研究和部署特科的工作。
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科设有单独办公地点，与“煤球厂”有一定的距离，在与南京路平行的北京路一条弄堂内。经常坐守这里的，是潘汉年和他的主要助手欧阳新。
潘汉年规定情报科工作人员，不得直接到情报科办公处来，有事用电话联系，但谈话内容仅限于联络、报警、约定见面地点和时间，不能谈及工作内容。即便是电话联系，也必须使用化名和暗语。
然而，中央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尚未停当，新的险情又来了。（完）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