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工作后，刘鼎成为他的主要帮手。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生于四川南溪。早年受“五四”风潮的影响，在中学读书时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一起参与新文化运动，并拜同乡著名革命者孙炳文为师，学习革命道理。后来，他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苦读三载，学业精良。后转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当他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恰逢时在德国和朱德一道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他遂于1924年随孙赴德留学，并由孙炳文介绍结识朱德。不久，孙炳文和朱德二人介绍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他受组织委派赴苏，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军事工程。1929年底他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当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
作为陈赓的助手，刘鼎协助陈赓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自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特别是与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瀛，就是由刘鼎直接负责联络的。
在潘汉年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前，刘鼎已屡立功勋。
有这样一位出色的特工人员辅佐，初到隐蔽战线的潘汉年在熟悉和展开工作上受益匪浅。
潘汉年接手情报科长不久，新组建的中央特科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如何立即展开工作做了认真筹划。作为新班子领导的陈云认为：在这个时段适当地采取一些反击措施，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陈云、康生和潘汉年经研究决定，在近期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在敌特机构中有一定影响又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物，以消除顾顺章叛变后给革命阵营内部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利影响，显示革命的力量依然存在，而且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为组织新的内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任务意向确定后，情报必须先行，首先要由潘汉年负责的二科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出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做好一切侦察准备工作，协同行动部门制定实施方案。但是，作为新手的潘汉年对敌情尚不了解，对选择谁为镇压对象心中茫然无绪。此时此刻，作为副手的刘鼎给了潘汉年非常有力的支持和协助。
在与刘鼎商议研究选择镇压对象的问题时，刘鼎先向潘汉年介绍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一些警探头目，但对这些人更具体的情况，例如平日行踪、生活习性、家庭住所及周围环境等也不甚了了。
仅凭手中掌握的有限情况，他俩感到不能坐在屋子里推敲出镇压对象，必须尽快展开调查，理出头绪。两人遂匆匆划定一个范围：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为重点，寻找出一个专门破坏中共地下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首恶分子。
不久，刘鼎办事途经南京路，走过一家照相馆的橱窗时，抬眼瞥见陈列的一张大照片，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自从与潘汉年商议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后，选择镇压对象的意念便整日萦绕在刘鼎的脑际，因此一见到橱窗里的照片，他便下意识地驻足观看起来，发现其中一个人的面孔有些眼熟。
凝神思索了半天，才记起那人叫王斌，时下正在警备司令部督察长任上。刹那间，刘鼎那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他立即约见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自己突然的发现及由此产生的想法。
刘鼎向潘汉年介绍说：“在租界区，国民党当局不能随意捉人，所以中共机关及领导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区内。如果国民党方面侦知活动在租界区内的中共人士或设在租界区内的中共机构，必须先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由租界当局出面查办或实施逮捕，国民党当局再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现任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就是专门办理与租界当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
潘汉年默默地听着，刘鼎又说：“我提议组织考虑将王斌作为惩处目标。过去国民党当局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的许多案子，都是通过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面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着手对他的调查，设法搞到他的照片，摸清他的行踪，提供给我们的行动部门，以便对之实施镇压。”
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选择王斌作严惩对象，从鼓舞斗志、震慑敌特、社会影响几方面看都是合适的。
在与陈云、康生的碰头会上，潘汉年将刘鼎的建议和自己的思考都端了出来。三人很快就首选王斌作为镇压对象达成共识，随后即将他们的意见报请中央批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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