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一、
1931年，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是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也是潘汉年的人生出现决定性转折的一年。
这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突然召潘汉年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移交原来的工作，离开宣传系统；除了特别指定外，断绝曾与他保持密切往来的以左翼面貌活动于社会的同志和友人的联系，去接受一项他从未想象到也极不熟悉的工作。
“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张云《潘汉年传奇》）
当时，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正干得有声有色，突然要他转移阵地，到一个他生疏的岗位，似乎有些不合情理。这一是因为中共中央面临突如其来的严峻事变；二是面对突变，周恩来基于形势的变幻对昔日的特殊工作及时进行了反思总结，感到必须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进行及时调整。这正反映了周恩来的机敏与知人善任。
这里所说的严峻事变，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在中共党内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保卫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及住所，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人员，都是顾顺章掌握的。他的叛变对中共首脑机关不啻灭顶之灾。幸运的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截获了情报，周恩来的果断安排使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所有由顾顺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报系统从此几乎陷于瘫痪。
如此一来，中央特科特别是情报系统必须重组，补充新的领导骨干。这是中央特科得以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措施。
在6月1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就中央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讨了顾顺章叛变一事，对特委以后的组织、纪律、工作方针提出新的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任中共中央作战部部长的康生、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被调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重组工作。
早在特科初建时，当时任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就将其领导下的部分同志输送到特科，并一直对特科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而周恩来相中潘汉年，显然与总结顾顺章的教训和未来情报工作的特点相关。
出身流氓无产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不重视理论修养的顾顺章，在担任特科领导、工作有所建树之后，便露出其意识深处的劣根，居功自傲，生活堕落，缺乏政治头脑，热衷单纯恐怖主义行动。
此时此刻，周恩来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虽勇武过人但政治素养较为欠缺的人是不适合被赋予特殊工作领导职务的。
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历练经年，理论积淀日厚；走上更高领导岗位后，审时度势，政治上更趋成熟。考虑到情报工作的发展，要获取更核心、更高质量、更准确的情报，必须同敌对营垒的上层、社会名流建立曲折的管道和广泛的联系，因此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具有非凡沟通交际和社会活动能力、智力型的博学儒雅之士，方能在今后更趋复杂的特殊战线游刃有余。
周恩来慧眼相中潘汉年，正是基于对未来情报工作趋势的敏锐感觉。潘汉年固然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但他具有成为优秀情报工作者所需要的可贵素质。这种优良素质，可以迅速弥补经验的不足，相反，有太多传统经验的框囿，反倒是顺应新趋势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并没有人给潘汉年作如是的分析、解释，那个时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组织的决定就如同军人服从命令一样，讨价还价的市井杂音影响不了他们。潘汉年就这样在往昔时常出没的场合和他熟悉的圈子里突然销声匿迹了。
在上海诞生的中央特科，是一个直至20世纪90年代被谈及还觉神秘的机构。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虽说对特科的存在是早已知之，并与特科的某些人打过交道，但对其内部构成和如何运作的了解则都是到特科以后的事。
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当时正是血腥弥霏，风声鹤唳。中央机关要在凶险环伺的处境下立足、运转和工作，急需建立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机构，以防备敌特，惩处奸细，搜集情报，交通联络，保卫党的首脑机关的安全。于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1927年11月间亲手创建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在武汉成立的中央军委直属特务工作处，当时的具体负责人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在上海创建中央特科后，吸收了部分原军委特科的成员，如李强等。特科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常务负责人。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它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
在组建、完善和发展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制定了一整套中央特科工作的制度和措施，亲自编写了以“伍豪”命名的电传密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他要求特科人员进行20余天的训练，并与恽代英等亲自授课，讲述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纪律。
中央特科在上海诞生后，相继组建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 三科是行动科，四科是交通科（也称通讯科）。
潘汉年调到特科，被指定担任情报工作的领导。由于原负责人陈赓已不能在上海久留，他们马上约定了交接工作的时间和地点。
陈赓把二科系统保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所属的情报网络全部移交给潘汉年。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几乎全部骨干都从原岗位撤离，潘汉年接过的是一张残破的情报网络，以致最重要的关系只剩下两个在青红帮圈内不能小觑的人物。
此时此刻，潘汉年还根本体会不到，这个曾经被陈赓经营得云起龙骧、左右逢源的摊子，在他接手时，对履行中央赋予的职责已是力不从心。他面临着繁重的修补网络、另辟沟渠的艰巨工程！而敌对阵营又从李克农、钱壮飞等中共人员的打入中吸取了教训，筑起了更为森严的壁垒。
潘汉年还没来得及去估量，也不知该如何估量。也许是因为太陌生，太不了解，也恰恰是因为陌生和不了解，才没有太多的畏难情绪。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陈赓的叙述。
最后，两人商定，除少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重要人物划归潘汉年亲自领导外，其他关系仍由刘鼎联络，对潘汉年负责。交接结束，两人互相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告别。（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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