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情报机关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的宪兵“特高课”机构纷纷解散，“特高”人员亦作鸟兽散。
1948年11月，土肥原贤二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川岛芳子也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被处决。南造云子早在1942年4月某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3名军统特工射杀。
日本乙、丙级战犯中，被判绞刑和枪决的约有1000名，其中300人是宪兵和宪兵“特高课”成员。
但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再度得势的日本保守派竟于1969年4月在靖国神社内建造了“宪兵碑”。
1945年10月，日本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当局授意下，认定国内的“特高课”人员是战争推进者、合作者，是战犯，但就其进行的任意逮捕、冤狱、拷打、虐待、凌辱等反人道罪没有采取任何处罚和清算措施；释放战时被“特高课”逮捕的政治犯、思想犯3000多人，抹去记录在户籍簿上的“犯罪指控”事项。
冷战开始后，美国将日本作为反华、反苏的桥头堡。
日本国会通过了吉田茂内阁提出的类似战前治安维持法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在原“特高课”基础上成立公安调查厅。
美国占领当局很赏识战前“特高课”镇压日本共产党、民主人士的手腕，重新起用他们为公安调查厅负责人，让他们充当肃清日本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急先锋。
不仅如此，战前“特高课”官僚们的势力在中央和地方根深蒂固，许多人仍然担任皇宫警卫、警视厅、日本育英会、文部省、旧自治省、防卫厅、厚生省、劳动省、恩给局、人事院、政府附属机构、各种委员会的要职，在地方上也继续担任县知事、副知事、市长、助理、教委主任等要职。
他们还竞选国会议员，进而爬到中央高层。他们调查教师言行，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教委公选制，推动国家对教材、教育内容进行统制。
从1964年秋开始，原“特高课”官僚们因镇压民主教育“有功”相继授勋。肯定侵略战争和否定“特高课”罪行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战后，原“特高课”官僚猖獗活动目的是遮掩战前的各种罪恶。这也是当今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经济、科技情报日益成为日本情报工作的中心内容。
表面上看，这些经济情报网络是由日本一些商社和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实际上，早在1980年，日本就把民间经济情报网纳入日本使馆的管辖范围，日本军事情报机构在1980年10月也公开声称“要把军事情报活动和工业情报活动结合起来”，日本政府情报机构除自身的经济和科技情报工作外，还通过委托调查的方式要求民间情报机构从事各种经济与科技情报的搜集与研究分析工作。
这种政府、军方和民间结合的情报工作协调体制是日本经济与科技情报活动的一大特点。
1980年，日本丰田公司驻广州的情报小组，发现《广州日报》有这样一则消息：“限于×月×日，严禁载重两吨以上的大货车进入闹市区。”
捕捉到这则消息后，情报人员将原文电传给日本总部并附“速生产载重1.5-2吨载重小货车”。仅仅3个月后，一批载重1.7吨的丰田客货两用车进入广州港，马上成为抢手货，很快该种车型遍及中国大陆。这种车型既有实用价值，又满足消费者的心理，日本丰田公司为此大赚一笔。
日本还通过情报活动把一些在世界各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移植过来。
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工业机器人是美国于1961年制造出来的，日本川崎公司根据搜集来的情报，于1968年首次引进，接着开始仿造。到1982年，日本机器人的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
过去，日本生产小汽车的技术落后，但当他们从情报中预测到小汽车在世界上将会有很大市场时，便迅速采取措施从英国、法国取得生产小汽车的先进技术，在不长的时间内，日本小汽车工业便发展起来。到1983年，日本生产小汽车的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并且大部分出口到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地，日本的丰田公司实现了“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愿景。
回顾日本在战时与战后的国内外情报机构，可谓花样百出、心机深沉。
历史并非谍战剧，没有敲定的剧本和明确的时间线，每一次胜利都是浴血的奋战，每一次抗争都是民族的高光。
在和平年代，我们或许很难体会抗日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卓绝，但可以在国家繁荣发展的进程中添砖加瓦，不忘历史，继续前行。（完）据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