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
温文尔雅、诙谐风趣的周南，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担任过香港回归过渡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重任，是香港回归的主要参与者、执行者。
唇枪舌剑的亲历与见证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南回顾时说，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谈，也谈不拢。”从1982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争论不休。
1983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周南提议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直接说‘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一番之后，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开始找到共同点。
周南说，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
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第二阶段第一轮谈判。当时，姚广为中方代表团团长，谈判地点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会谈地点与时间本来是保密的，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还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敬业的记者们发现了。”
“谈判并不顺利。前四轮谈判没有任何效果，英方代表柯利达寸步不让，想以主权换治权，即英方把名义上的主权交给中国，要中国同意继续由英国长期管治香港，想同我们签订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柯利达说：你们讲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幻想、空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乌托邦。我们就反驳他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
周南说，这个时候，希思在1983年4月又一次来到中国，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以主权换治权根本行不通，希望你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
到了10月份，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第五轮谈判时，中方发现柯利达的讲话中有两句有问题。第一句：“英国不寻求1997年之后管治香港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寻求主导地位”是什么意思？还寻求什么地位？第二句话：“英国只是寻求在1997年以后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中方反问英方，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周南回忆，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点破了这一条：“小平同志说：现在英国人还是想寻求1997年以后跟中国共管香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中的‘共管’，点破了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的意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讲了关键的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六轮谈判的时候，英方的态度松动了一点。“到第七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才真正开始跟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讨论我们制定的十二条方针。”
第二阶段会谈的前七轮谈判期间，周南在台后，主要参与谈判策略研究以及同柯利达进行的私下接触和磋商。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这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从幕后走上台前，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
步步为营？寸步不让！
中英第八轮谈判的地点改在钓鱼台2号楼。
英方在谈判中不断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就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周南说：“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们打掉了。”
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的用心所在：“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周南说：“我们有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未完待续）
（作者余玮，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据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