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绪：两种不同的“以德报怨”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改造，进而“宽释”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政策。当时有不少人对此举的深远意义还不大了解。在沈阳和太原审判过去近50年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当年抚顺管理所的干部，问道：“你们曾经离他们那么近，对他们的罪行应该了解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该判死刑的没有判死刑，该判重刑的无罪释放了，你能理解吗？”
那位干部回答：“这个我们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敌人哪，放下武器，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说人哪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顽固不化的，所以我们只要方法政策对头，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那位干部还说：“在东京开的军事法庭，像东条英机他们，都判死刑、判绞刑，我们总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审判，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至死没有一个人认罪。所以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个个认罪服法，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派，代表中国出任东京法庭的法官。为了将东条英机等罪犯处以极刑，面对极其复杂的科刑局面，他“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他使尽浑身解数，讲尽千言万语，才促成了法庭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判决（后据专家分析，只赢得了一票之微弱多数）。东京法庭解散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高位，毅然投向共产党。沈阳审判的判决公布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梅汝璈，这位曾经在东京力主将东条英机等判处死刑的法学家，此时发表了谈话，他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也是非常宽大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为了和平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着重看到未来，而不要只看到过去”“我们这种处理表示着对日本人民的极端旷达的胸怀和意愿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
历史总是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日本战犯整体而言，在新中国接受改造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都受到了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的恩惠。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背景，是蒋介石为了准备发动内战，美国为了扶日反苏。简言之，随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美、蒋、日很快就不计较彼此间的前嫌，迅速走到一起联手反共。
从1946年2月起，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陆续在南京、上海、北平和台北等地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这些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处死刑案110件，其中南京军事法庭专案审理了南京大屠杀一案，判处了从日本引渡回中国的主犯谷寿夫及杀人比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死刑。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不少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特别是引起举国哗然的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等一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1946年8月和10月，东京法庭曾两次发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受审，但是蒋介石不但不交，还于1946年11月正式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
拥有丰富“剿共经验”的冈村宁次，就是通过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汤恩伯，向蒋介石提出提供“剿共经验”以“立功赎罪”的。1946年4月，冈村宁次写出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蒋介石阅后大为欣赏，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冈村宁次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下逃避了审判。
至于美国，当初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是为了对付苏联。日本后来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势力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壮大，以致于发展到今天右倾化竟然成了这个国家的主流。
对照美蒋的“以德报怨”，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创造的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奇迹，更能彰显其世界性的积极意义。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反映出人类正义的感召力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本质，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专程赶来的一位日本记者意味深长地说：“综观世界史，像中国这样的战犯改造是绝无仅有的。战犯们是真正地觉悟，成为新人，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坏人改恶从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政策，则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帮助打击异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冈村宁次回国后除了努力帮助蒋介石备战“反攻大陆”外，还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该组织至今还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组织），积极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一直到死。对照藤田茂等人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两种“以德报怨”产生的后果真可谓天壤之别。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完）
（作者胡新民）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