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叛变，比说错暗号更可怕
话又说回来，既然实际的“接头”过程比影视剧中呈现的复杂，那么地下党员会不会更容易出现失误呢？
首先，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设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要去接头，每一次出任务都像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手头的消息或者要护送的人可能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再吊儿郎当的人都会打起精神，把那几句接头暗号记得滚瓜烂熟。
其次，“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才是地下党奉行的活动原则。就算真的在执行任务中出错，地下党也有预备好的应急方案：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该设法离开岗位，及时向解放区撤退；还没有暴露且没有被注意到的，应该避开可能的风险，保持深入隐蔽。因此，如果地下党员忘记暗号，他们不会硬着头皮继续接头，而会立刻停止接触，在处境安全之后选择其他渠道联络。
线下接头，因为安全性低、安排起来复杂且传递信息有限，本就不是地下党联络的首选方式。当时最常用的联络方式，其实是邮递和电报。邮递虽慢，但如果手头没电台或要传递某些时效性并不那么强的信息，就会选择寄信的方式；因为担心国民党查看信件，信中措辞也宛如“暗语”一般隐晦。
举个例子，1948年4月，中共地下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中说：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祝福信”，其实是一封“报警信”——“江水暴涨”意味着危机即将到来，“买舟东下”是提示陈然立即转移，陌生的署名“彭云”则是寄件人江竹筠（即江姐）和彭咏梧夫妇幼子的名字。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明白了信中之意，但陈然坚持要印完那一期《挺进报》再走，结果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如果有电台在身边，陈然或许能更早获悉警报，早早处理完手头工作从容离开。同样是在《挺进报》一案中，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后叛变，试图带特务到上海去抓捕西南地区党工作负责人钱瑛。幸好重庆地下党的幸存成员及时拍电报给南方局预警。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
“我这次回娘家，不幸得知柳表妹行为不正，染上了花柳病，已经住了医院。”
收到电报的钱瑛立即明白重庆地下党出了刘国定这个叛徒（刘与柳谐音，花柳病即行为不端），切断了与刘的联系，马上转移到安全地带。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电报逐渐成为中共地下联络情报的重要手段。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就长期在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他发出的电报内容，包括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所以，即便地下党员在接头时忘记了关键暗号，也不会贸然上前接触，反而会尽快撤退，后续通过邮递、电报或者交通站联络组织，获取新的接头安排——当然，前提是组织还愿意安排的话。
如果说记不住暗号还有“知错就改”的机会，那么暗号被泄露，则意味着巨大的危机，往往代表着党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
之前提到的《挺进报》一案，一开始也是因为内部有成员叛变，而随后被逮捕的成员耐不住严刑拷打投奔了敌人，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最为典型的、打击最大的还是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不仅了解地下党接头的各种暗语，更熟知中央各领导机关的地点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及住址。虽然中央特科潜伏在国民党调查科的钱壮飞及时掌握并传回这一消息，但因为顾顺章急于“戴罪立功”，恽代英、蔡和森等当时中共的重要领导人还是没能及时转移而牺牲。
任务失败，装成“路人甲”才是上策
不管是叛徒背叛、发生意外还是执行出错而遭到逮捕，地下党员最后所能做的，就是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力量。
迫于时局，地下党员一旦被捕，是绝不能承认其身份的。即便幸运被释放，地下党员也不能立即去寻找党组织和其他任何党员，一般原则是自己设法疏散出去，自谋出路，从头做群众工作，等待党的考察和联络。
前文提到《挺进报》的陈然烈士，被捕后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以“办报人”的身份与对方周旋，至死敌人都未能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
此外，组织也会尽量限制单个地下党员所知晓的信息。根据1929年3月颁布的《秘密工作条例》，地下党员间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也就是说，只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则不能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的工作情况——每次联系都是单线的，由上级具体安排任务，也直接对上级汇报情况。这样一来，即便真的有人耐不住酷刑叛变，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不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行动都是不必要的。这不仅意味着地下党员被捕后要咬紧牙关、保守秘密，也意味着即便看到认识的同志被抓、被杀，其他人也只能装成事不关己的路人甲，甚至啐一口唾沫，低头对黄包车夫说一句“没什么可看的，接着走”。
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赵尚志曾经历过类似情况——只不过战友疏远他是为了救他。1933年，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但当时地下党组织极为隐秘，要想联络只能从身边的蛛丝马迹中找线索。终于，他发现街边一份报纸的广告栏上印着一则“金伯阳约高庆有到‘一毛钱饭店’会面”的寻人启事，金、高两人都是赵尚志认识的地下党员，破译出暗语的赵尚志扮作乞丐，迅速赶往接头地点“一毛钱饭店”。
可就在赵尚志和金伯阳马上要接上头时，金伯阳突然发现两人身后有特务跟随，马上变了脸色，狠狠甩了赵尚志一个耳光，大骂：“你个臭要饭的，滚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同被敌特所逮捕。
入狱之后，日伪警察对赵尚志等人进行严刑拷打，但他们一口咬定互不相识，也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员，最终还是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地下党保密原则的重要作用。（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