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聆实告诉记者，2000年，他在美国现代史、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那里看到了第100部队的重要罪证资料——“A报告”和“G报告”。两份报告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人体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第54个病例接受了整整7天的炭疽芽孢感染，然后被送上了解剖台。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第224号病例在死亡之前接受了4天的治疗。对它的解剖证明有器质性损伤……”“第180号病例存活了12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化作了一段段冰冷的文字。
正是基于人体实验取得的结论，细菌效能调试后，第100部队将其应用在了野外演习。1942年7月至8月，第100部队派遣村本今野少佐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1932年-1945年>曾设立的地区名称）”的三河地区，开展炭疽、鼻疽菌演习，即在中苏边境将炭疽菌播撒在苏军必经的河流、草场、岸边土壤等处，一旦有人感染，就有可能在中苏官兵和牲畜中大规模扩散。
第100部队也开足了马力进行细菌武器的生产，赵士见在史料中查到，高桥隆笃在1943年底亲自向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每年生产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菌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生产规模虽然不及731部队，但其破坏力不遑多让。
真相不湮
与731部队的广为人知不同，第100部队的罪证险些被掩藏在历史的角落当中。“日本战败前夕，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将所有有关第100部队的资料、器材全部销毁或带走，部队内实验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赵士见说。在战后长春市进行调查的资料中，曾在第100部队中担任过车夫的市民王均说，当时他看到部队办公室门前有人用汽油烧毁大量照片，烧了一夜还未烧完，很明显是在毁坏证据。
在战后的审判上，第100部队的罪恶也一度被掩盖。彭超梳理史料发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同盟国名义占领日本，并组成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为团长的科学家调查团，先后三次对日本细菌战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这些报告加上不断寄往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控诉信，充分证明了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中，曾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的罪恶事实。
然而，这些调查成果并没有成为控诉第100部队的罪证。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菊池齐等战犯或是被安排口供，或是不交由战后审判，致使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
直到1949年12月底的伯力审判，才第一次面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对第100部队的罪行进行调查，通过拍照、走访知情人掌握了一系列资料。一些曾在第100部队当劳工的群众也用自己的经历还原了这支“恶魔部队”的罪恶行径。这对伯力审判供述材料形成了极大补充，也证实了第100部队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准备并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遗憾的是，残暴的侵略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第100部队大部分人都在战后回到日本，其中除了有个别人主动揭发了第100部队曾进行人体实验等罪行外，大部分人选择隐瞒了这段历史。有些人在回国后甚至成了日本兽医学界的知名人物。”彭超说。
真相不能湮灭。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由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题研究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慰的研究成果。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文物，并进行分类、编排，建起了一座以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为主题的展览馆，将第100部队违反国际公约、蓄谋实施细菌战的历史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路东侧，葱茏的树木间，一座外表斑驳的烟囱静静伫立，这座第100部队遗留下来的唯一可见的地上建筑已被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起来，并在其基础上建起了遗址园，供后人瞻仰铭记。
“无论是731部队还是100部队，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都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说：“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展览，将那段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完）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