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过去很少有职业书法家，更没有专业书法教授，一群学问与书法辉映、术业与才情齐飞者，往往因在学问学术或其他领域声誉卓著以致书名不显，几近湮没。近代文博界元老、版本学家、金石学家沈兆奎就是这样一位被“湮没者”。
沈兆奎（1885—1955），字无梦，号羹梅，江苏吴江人，擅书法，工诗词，精鉴赏。早年步入政界，并游历于京、津、江汉等地，后跟随汪贻书（沈的岳父），并随同汪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入北京译学馆，毕业考列优等，获举人出身，在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经其叔父沈家本（被誉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推荐至大理院任书记官、司法部秘书、河南烟酒事务局局长、财政部盐务署运销厅帮办，以及中国农民银行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系《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经总义类”撰稿人，著有《无梦盦遗稿》《江西青云谱志》《志略》等。
沈兆奎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沈桂芬系清代重臣，曾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职；其岳父汪贻书，是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和广西、山西提学使、山西布政使、广西学政，以及湖南省长沙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湖南交涉员）等职。尽管汪贻书在近现代书法史上名声不算大，但有资料显示其“工书，师欧阳询”，诸多拍卖会上亦可见其扇面、对联、中堂等拍品，造诣不低。受祖父沈桂芬、岳父汪贻书的治学传统影响，沈兆奎自幼沉浸文史翰墨，治学不辍，在方舆（地方政务）、典礼、音声、训诂等方面各造其极，尤其精通簿录学（即典籍目录之学）。
其时，文人治学著述都离不开书法。在岳父汪贻书的指点下，沈兆奎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艺术崇尚，没有一味赶时髦、追碑学，而是主攻帖学一路，对“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情有独钟，这种取法路径在同时代学人中较为少见。中国书法史上，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这个“意”就是抛开唐代那种极度严谨、法度至上、整齐划一的“楷书思维”，以不工、不整来表现书法的“意”与“趣”。事实上，宋代书家不是不会写工整一路的字，而是有意打破工整，追求笔触的自然流露和情绪的直接表达。正如高手唱歌，他们并不会刻意关注每个吐字发音的精准性，而在于气息、转音、情感的真挚动人。因此，欣赏“宋四家”的字，首先得抛弃“写字必须横平竖直”的传统评判标准和鉴赏思维，更多地去感受其提按使转那一刻的松弛与自信。
沈兆奎的书法尤其是行书，总体上追求宋人意韵，笔画精致，仪态洒脱，但又不独尊一家，信手拈来，即兴发挥：有时米南宫的气息多一点，“八面出锋”，字势欹侧而不失稳健，疏密错落而自带韵律，节奏感比较强，颇得米字“振迅天真，出于意外”之神韵；有时则苏东坡的意味浓一些，用笔绵里裹铁，笔画“肥”而不腻，充满张力，结体富有动感，或向左倾、或朝右倒，先“造险”，再“破险”，颇为精彩，充分体现出书写者通篇的谋划布局水平与瞬间的调整应变能力。当然，其最大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没有亦步亦趋，过度追求与取法对象的相似度，而是凭借自身眼力、学问于书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并表现出那股松弛的力道、自然的俯仰、贯通的意气，在不经意间有了“宋四家”的精神与韵味。这是学书正道——不是简单复制一个“外壳”，而是掌握一种“活”的表达方法和笔墨语言。
“善书不择纸笔，妙在心手，不在物也。”鲁迅日常使用的毛笔，就是一种产自其家乡绍兴的“金不换”，因制作简单、用料普通，一支仅几分钱。沈兆奎对书写工具也不讲究，甚至对已经掉毛的颓笔仍不离不弃，故其某些信札手迹行笔直白，顿挫分明，线条劲健，枯湿分明，既有“宋四家”的激越，又有欧阳询的底子，还带有些许篆隶的朴拙，反倒别有“风味”。需要指出的是，观其晚年的一些墨迹，在谨守帖学、尚意求趣的同时，结体上却也表达了对北碑的敬意……可见，沈兆奎并非墨守成规、食古不化之人，而是在不断地求新图变。
作为藏书家，沈兆奎与张允亮、徐鸿宝（字森玉）并称傅增湘“藏园三友”。他还收藏了大量的金石碑帖，这既开阔了其艺术视野，也扩大了他的“朋友圈”。为鉴定书画、切磋艺事，他与叶恭绰、沈尹默、于右任等人往来频繁，尤与画家傅心畲过从甚密，并常以美食和书画进行雅聚。
作为国内文博界的元老，沈兆奎也是不该被忘却的。1950年，上海市文管会提出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动议，1951年3月成立了由徐森玉、沈迈士、沈兆奎（时任上海图书馆善本组组长）、谢稚柳、杨宽、刘汝醴、曾昭燏等7人组成的筹委会，1952年底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关心下，上海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建成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之一。（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