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李晓方 整理 孙 侃
“小伙子，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死了”
我对幸存“慰安妇”的关注，是从关注烂脚病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我在金华的一个炮团服役。我读过医学类中专，到部队后就在团部医院当医生。
驻地附近的后溪河村、三角山村，经常有烂脚病患者前来看病，都是老人。他们都说是50年前感染了日军散布的细菌烂脚的，而且终生不愈。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位转业到《金华日报》当记者的战友，也发表了一组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幸存者的照片。一位母亲感染了细菌，三个孩子受到间接感染。尽管几十年里多方求医，但母子四人最终都悲惨离世。
目睹这样的惨象，我很震惊，心想日本鬼子当年干下的歹事不能遗忘啊。至少把档案保存下来，比如直观、确凿的照片证据。
我开始在驻地附近的村子，寻找日军细菌战的幸存者，很快发现金华一带，有很多这样的烂脚病患者。
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拉起裤腿，给我看腿上的一大块黑色疤痕。“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鼻、烂喉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很快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
我把这位老人和同村老人的烂脚都拍了下来。
我连凑带借，花4万块钱买了一部高档相机，带着这部相机开始与时间赛跑。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有人对我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死了。”
我开始搜寻与细菌战有关的档案和史料
2002年5月，我在金华白龙桥镇下杨村寻访时，村民领我来到华庆云老人家。
一推门，臭气扑面，苍蝇嗡嗡。昏暗的灯光下，华庆云老人正抱着腿呻吟，腐肉和血水一点点落在地上。
老人告诉我，他的父亲也得了烂脚病，早就死了。前几年，他自己烂了60年的右腿突然从膝盖下断了。我问，那断腿呢？老人答，扔到茅厕里了。
我给华庆云拍了照。一个星期后，这位老人就离开了人世。
我不敢停，只要能请假，就马不停蹄地赶出去，坐火车，搭汽车、拖拉机，租汽车，沿着浙赣铁路线逐村调查。短短几年，我跑遍了浙赣铁路沿线800多个村庄，寻访到240多位细菌战的幸存者。
我开始搜寻与细菌战有关的档案和史料。几个月研究下来，我认定这些烂脚病患者感染的是炭疽杆菌。他们发病时间集中在1942年7月至9月间，此前当地没有人得过这种病，此后也没有。1949年12月，当时的苏联政府对日本军队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罪行进行军事审判，即著名的“伯力审判”。次年，审判材料被编成书出版发行，并很快有了中译本。我由此得知，多位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在审判中供认，日军细菌部队曾经大量生产炭疽杆菌，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散布，这和村民发病时间吻合。
中国历史学者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也一直有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2003年9月，年近90岁的郭教授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有关侵华日军罪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我们共同做了报告《侵华日军使用炭疽战的新论证》，郭教授讲细菌战史料部分，我介绍了8年来寻访炭疽杆菌受害者的调查成果。
2005年，我编著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摄影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白介夫专门作序，称这本书“填补了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的历史空白”。
可惜，书籍出版时，240多位细菌战的幸存者中，已有三分之一不在人世。
我在海南岛找到了最后35位“慰安妇”中的一位
10多年下来，随着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的拍照留档告一段落，我转入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尤其中国民众受到的战争创伤。
这个过程中，我关注到了“慰安妇”幸存者。
那是2003年，我已经调到杭州。当时，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统计，中国大陆只剩下最后35名“慰安妇”还在人世。
我很震惊。马上决定，为一天天减少的“慰安妇”幸存者拍照留档。这又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
“慰安妇”幸存者散落全国各地，我只能利用有限的休假时间完成调查。到了当地，能蹭顺风车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因为路费是自己掏钱，我得省着花。
仅靠这点时间调查，远远不够。一番痛苦的犹豫后，我选择脱下军装转业。等待报到的那段时间，我背着二三十斤重的相机、三脚架，跑到海南岛的寨子里，踩着泥巴路，寻找幸存的“慰安妇”。
我终于找到了新闻里最后35位“慰安妇”中的一位，记录了老人当年的悲惨遭遇。我又向旁人打听，当地还有没有别的幸存老人。
我在海南岛几个偏僻村庄里挨个打听，不知不觉，竟然过去了一个月。我已身无分文。回来的车票，还是向当地战友借钱买的。
她们的悲惨故事都牢牢刻在我的脑子里
拍照留档的“慰安妇”幸存者，每个人的悲惨故事都牢牢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每次寻访过后，日本鬼子对中国妇女惨无人道的残害，幸存者回忆时撕心裂肺的痛哭，都会像噩梦一样缠绕我。
1940年，海南岛上的陵水县，只有14岁的卓天妹，被日军抓去做童工。一天晚上，几个酒气熏天的日本兵把她拖到厨房里轮奸。从此，她白天给日本兵干活，晚上被他们强暴，还不能离开日军军营一步。直到日本人投降了，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卓天妹，才被好心人抬回家。
山西盂县西烟镇西村的张先兔记得，1942年正月初二一大早，新婚的她和丈夫在熟睡，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门，挑开被子。老实巴交的丈夫想阻拦，被日本兵用尖刀刺中。他们把张先兔捆绑起来，逼迫已经受伤的丈夫把她背到10多里外的洋马山日军炮台。
日本兵把她的丈夫赶走，像饿狼一样扑向她。接着，从外面又进来五六个日本兵。后来的日子里，她每天至少被五六个日本兵轮奸。
就在张先兔快被糟蹋死的时候，她的公公筹借了400块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1944年农历二月的一天早晨，山西沁县农村14岁的李金鱼正和堂姐玩耍。鬼子破门而入，抓走了李金鱼，把她关进沁县漳源镇交口村南山顶的炮楼。在长达两个月的囚禁中，李金鱼受尽折磨。后来，她父亲用借来的钱，以及鸡蛋、小米把她赎回了家。但因为当过“慰安妇”，李金鱼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父亲去世后，她嫁给了邻村一个大她20岁的盲人。她一直生不出小孩，下腹经常疼痛。新中国成立后，医生从她的肚子里取出了大块的黑色淤血。
经过长期的医治，李金鱼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惜不久就夭折了。盲人丈夫也去世了。李金鱼只得以捡破烂为生。
因为不愿提起悲惨的经历，当地很少有人了解李金鱼的身世。在民间调查者李贵民等人的帮助下，她的“慰安妇”幸存者身份才得以确认。
到2008年，像李金鱼这样之前从未公开过“慰安妇”身份的幸存者，我一共寻访到了15位。民间抗战历史调查者张双兵、张德英、李贵民、何毅等给了我很大帮助。
要把过去的屈辱说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
2006年，我去韩国，在光州市日军“慰安妇”历史馆的墙上，看到很多幸存者的镀金手印和脚印。
这也给了我启发。老人们正逐渐老去，如果把调查采访过的“慰安妇”幸存者的手印等痕迹保留下来，就能留下更多的历史证据。
从这一年起，我有意识地多方面收集反映“慰安妇”屈辱经历的各种证据，比如让张先兔老人留下手印。这位老人很勇敢，曾自费去日本参加庭审，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她把诉讼的相关材料送给了我，让我保存。
时年89岁的卓天妹老人，当时有人说老人已去世，我坚持要到她家看看。去之后发现，老人仍在世。我给卓天妹拍了照，她不仅按下手印留档，还把自己用过的多件物品给我，叮嘱我要为她伸张正义。
愿意留下手印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陈亚扁、符美菊、黄有良、李美金、王志凤、陈连村、林爱兰……
这份铁证太珍贵了！
也有幸存者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经历。好不容易得到线索，不远千里跑过去，老人却闭口不说，怎样劝都不开口。我能理解，要把过去的屈辱说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
2007年6月，江苏如皋市白蒲镇，我找到90岁的周粉英。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这位因早年的痛苦不断流泪，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终于愿意公开过去的“慰安妇”经历。
老人毫无保留地诉说过去，对保留侵华日军战争伤害的铁证是有利的。可这个过程，也是精神伤口的再次“揭疤”。老人心灵上的鲜血淋漓，不知比肉体上的痛多少倍！
周粉英的女儿告诉我，在调查结束后的整个月里，老人每晚都睡不着觉，被重新勾起的痛苦回忆所煎熬。
我特别难受，觉得自己扮演了不恰当的角色。可一想到侵华日军对亚洲这么多妇女的摧残，我禁不住怒火中烧！不能让侵略者掩盖弥天大罪，要让世界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黑暗的这一页！
67位“慰安妇”幸存者的照片组成了一堵震撼人心的墙
2012年，我体检查出甲状腺恶性肿瘤。医生说，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心情压抑是这个病的主要诱因，反复告诫我要好好休息。可那是我最忙碌的时候，“慰安妇”幸存者的拍照留档还在紧张进行，大型史料图片实录有待整理出版，还有同步准备中的图片展，我怎么停得下来？
经过考虑，我决定，手头上的工作不能停，节奏也不能放慢，但接受医生的建议，按时服药、定期检查。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不停地忙碌，没有大块的休息时间。
调查、拍照，加上出书、办展览，这么多年来，社会热心人士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当年我出版《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是萧山航民村的一位乡镇企业老总帮我渡过难关。现在要出版“慰安妇”幸存者大型纪实画册，这位企业家再次慷慨解囊。
我十分感激，他却说：“这没什么！我是支持国家，支持民族正义事业。”还特别强调，“书上既不要落我的名，出书后也不要宣传我。请给‘慰安妇’所在家乡的有关部门寄一本，请他们照顾好这些老人。”
2008年12月11日，《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首发式。67位幸存者的照片组成一堵震撼人心的墙。其中15位老人是首次公开自己的身份。
这件事情我做了30年，还没有做完
今年8月19日，在媒体策划的“不能忘却的纪念”直播中，我以“知名抗战研究学者、摄影家”的身份，讲述了精心收集、保存超过3000位日军侵华受害幸存者的血泪经历以及4000余件实物的经过，也讲述了在青春芳华被强占做“慰安妇”的老人们经受的非人遭遇。
这是我近年来参与和举办各类纪念抗战胜利、声讨侵华日军罪行活动中的一场。在2015年8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韩70位“慰安妇”幸存者的肖像照、日常物品和手印实物展在杭州图书馆开展，所有照片和实物都是我提供的。
30年来，我自费前往东北三省、山西、江苏、上海、浙江、湖北、海南等20多个国内省份以及韩国实地调查。所有老太太，我都看望过两遍以上。我来到她们面前，不仅是为了留下日军当年暴行的铁证，更是想给这些饱受苦难的老人带去人道主义关怀。
随着调查取证的深入，越来越多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被发现。我买了近300T的移动硬盘，存放浩如烟海的资料，收集了大量与日军侵华历史相关的书籍。
家里已经放不下这些珍贵资料了。我希望能建立一座日本侵华战争受难幸存者纪念馆，用口述历史与实物珍藏，向世人讲述80多年前那场残酷战争给国人造成的苦难。今年，在几位大学生的协助下，我制作了几位刚离世老人的纪念短视频，借助社交媒体账号 “晓方说暴”，向更多人传播。
我还在到处找线索，继续调查。不过，调查的对象很多已变为受害者的后代。
有人说，你都快60岁了，何苦再忙碌下去？
我说，这件事情我做了30年，还没有做完。而且，收集到丰富的档案资料只是第一步。利用好这些档案，让大家永远记住这段民族的血泪史，这件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