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梅的毛笔字。
2017年姜淑梅（中）做客央视《读书》栏目。
口述 姜淑梅 整理 艾苓
结婚登记前，临时起名“姜淑梅”
我生于1937年农历正月十七，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百时屯。我这一生，乱时候、穷时候、好时候都赶上了。
我那个时代的女孩，多数没啥正经名，都叫“大妮”“二妮”“三妮”。我上面有仨哥，家里人叫我“四妮”。爹念过私塾，在百时屯办过学校，大哥、二哥、三哥都有文化。轮到我上学，老打仗，逃命要紧，哪顾得上念书呀。
后来百时屯办“扫盲班”，我都十二三岁了。那会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就是好闺女，我天天在家织布纺棉。妹妹比我小两岁，她去扫盲班了，我没去。
1954年，我虚岁18岁，媒人就给找了婆家。那时候刚实行结婚登记，登记前两个人都不见面。登记前几天，爹想让他来我家，两个人见见面。我害羞，哭了好几场。爹让人去请他，他害怕，没敢来。
登记前一天，大哥去开介绍信，回来跟我说：“明天人家喊姜淑梅，那就是叫你呢。”大哥临时给我取的名，没啥讲究，我用了一辈子。
去章缝区政府登记那天，登记的屋子里两排座，东边坐一排男的，西边坐一排女的，一共18对。往对面看，不知道哪个男的是我的。
有一大高个，模样也好，第一个登记的就是他。有四个男的太不像样，两个年纪大，一个又矮又丑，还有一个一看就是个傻子，我这心呐总提溜着。我都想好了，这四个人里要是有他，我回家就死。
登到第16份，剩下了两个，都是一般人，跟我三个哥哥比差远了。
“张富春！”叫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姜淑梅！”叫我的时候我知道，原来是他。个子不高，有点驼背，金鱼眼，大嘴叉子，就是这个人了。
结婚后，娘家人都叫我“老张”，不叫我四妮了，我爹、我娘也叫我“老张”。婆家那边叫我“富春家里的”，有了孩子叫我“小孩他娘”“来顺他娘”，平辈的叫“嫂子”，小辈的叫“婶子”“大娘”。
我的名字像临时摆设，结婚登记用，用完扔到一边，我都快忘了。
婆家有个侄子对我好，叫我大娘叫得可亲了，叫了四十多年。我出书后，他跟别人说：“我大娘原来叫姜淑梅呀。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叫啥。”
好几个记者跟我说：“姜奶奶，你现在是名人了。”
我说：“我现在是有‘名’了，我叫姜淑梅。”
60岁，老伴走了，我开始学认字
1960年，我跟着丈夫从山东老家来东北，在黑龙江省安达的砖瓦厂落脚。丈夫成了国营厂工人，我是家属工，干的活是临时工，每年“五一”后上班，干到“十一”后停工。我在砖瓦厂干到1979年，家里养奶牛才不干了。
我有6个孩子，3个男孩大，3个女孩小。丈夫有头脑、能吃苦、爱吹牛，我们熬碱、卖碱、养奶牛，挣过不少钱。手里有点钱他都借出去，手里没钱他出去借也得帮人家。跟他过一辈子，我没见过存折。
1996年，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我们翻盖了三间砖房。老伴还没好好享福，出车祸去世了。当时我俩都在客车上，车上还有三哥家三口人，还有我爹的骨灰，我们打算把骨灰送到老家跟我娘合葬，车到秦皇岛出事了。
老伴死得太惨，他死以后我经常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大女儿爱玲那时候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她怕我闲着没事总想她爹，好几次催我学认字。我想让她放心，给她写信。我当时待在秦皇岛，求过宾馆服务员，求过住店的人，说：“我想写信，你把这句话给我写出来。”我说人家写，我照着练，练好了写到纸上，一页纸写了半个月。
事故处理完，我去这家帮忙、那家帮忙，能干点啥干点啥，没工夫认字。后来小女儿怀孕，把我接到她家，那段时间我认字最多。
她家老大上小学了，我今天编个快板，明天编个顺口溜，让大外孙女写出来。那些东西是我编的，我能念出来，先念后认，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这样认字认得快。
我跟着电视字幕，也学了不少字。等小外孙女长大点，我能给她念故事了，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能猜出来。
我要学写作，家人都笑话
爱玲跟公公婆婆一起过，总说让我跟她过，我不去。
2010年，我外孙上大学了，爱玲来接我，说：“这回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不知道我多惦记。”我看她样子很着急，收拾东西跟着来了。
她在绥化学院教书，教写作。我来以后看了两年书，先看《一千零一夜》，后来看得了鲁迅文学奖的那些书。看书是为了打发时间，我从没想过自己写。我想的是：我有一肚子故事，让爱玲写出来，准能发表。
我接连给她讲了三个故事，她都没写，还跟我说：“自己的故事自己写。”
我都生气了，说：“我要是会写还用你？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我哪能会？”
爱玲说：“试试呗，不试你咋知道？”
她跟我说了几次，说得我有点活心了。
2012年5月，我回安达办事，对二女儿说：“这次回绥化，我想跟你大姐学写作。”
二女儿说：“写吧，东边茅楼没纸喽。”
我去大儿子家，说：“儿子，我再去绥化，跟你大妹妹学写作。”
大儿子说：“妈呀，你要能发表文章，国家领导人都能接见你。”
我去大庆看三哥，说：“哥，这次回绥化，我跟爱玲学写作去。”
三哥是个文明人，啥也没说，哈哈大笑，三哥很少这样笑。笑了一会儿，三哥说：“写吧，写吧。”
他们要不这么说，我劲头还差点。他们这么说，我的劲头倒大了。
75岁拿起笔，我的手哆嗦
六月份回到绥化，我跟爱玲说：“张老师，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你让我咋写我咋写。写不好，你就当素材。”
爱玲笑了，给我找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给我一沓废纸，她让我在背面写。
好多年不拿笔，冷不丁拿起笔，我的手直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像锯齿似的。我写完大树的“树”，一个字变成三个字。
我说：“你看看，我这样还能写作？”
她说：“别着急，慢慢来，谁开始写字都这样。你现在就是一年级小学生，从头开始学。”
写了十多天，我的手不哆嗦了，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一天能写三五行字。爱玲天天夸我，说我有进步。
写了半个月字，爱玲说：“娘，你可以写作了，想写啥写啥。”
我想，要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先写的是胡子（东北话，土匪）打百时屯的事，娘讲给我的。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正好赶上地震，吓得大神尿裤子，爹讲给我的。
这两个故事吭哧吭哧写了好几天，遇到不会写的字空着，每页纸上都有很多空。爱玲下班回来，把我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我再照葫芦画瓢填上。好不容易写完了，给爱玲交作业。
爱玲说：“这两个故事挺好的，就当是练习了，你先放好。从现在开始，你写自己的故事，就写你经历过的事。”
我说：“我经历的事多了，写啥？”
她说：“先写你来东北那段，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你要想着，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我说：“行，记住了。”
张老师可严了，写不好就退回来“返工”。来东北后，我住过没有门窗的宿舍，十几个孩子出疹子死了；我住过十间房的大宿舍，两铺大炕住了四五十户人家；后来三家合伙，我们在农村买下一间半土房。我把这些事都写到一篇文章里。
老师说：“不行，拿回去重写。这是三篇文章，必须单独写出来。”
我重写，写出来《出疹子》《大宿舍》《合住的“窝”》。
很多文章都这样，让她给挖出来，我说她像溜地瓜的。
我慢慢摸着规律，不用她挖，我自己挖。一门心思想着写作，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
老师说：“你写的都是好东西，一定能发表。”
我说：“你别哄我了，你不哄我，不夸我，我也写。一个字不发表，我都高兴，当了一辈子文盲，老了老了会写字了，有学问了。”
老师说：“不哄你，你写得确实好。”
突然成名，四年出了四本书
2012年8月，爱玲把我写的东西放到她的博客上，河南作家马国兴看见了，说我写得好，要推荐给《读库》。时间不长，他告诉爱玲《读库》“拟用”。
我问爱玲：“啥叫‘拟用’？”
爱玲说：“准备用。”
2013年4月，《穷时候》在《读库》发表，我收到3000元稿费。
第二天早晨，爱玲问我：“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我说：“光顾着高兴了，一宿没咋睡。你总说我写的东西好，能发表，我就以为你哄我，这回来钱了，我知道是真的了。”
她说：“你在《读库》发表文章，就离出书不远了，肯定有人给你出书。”
我知道她哄我，顺口说：“等着吧。”
第三天中午，磨铁图书公司的陈亮在爱玲博客上留言，说想给我出书，要签合同。
2013年10月，我的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版了，这本书主要写我经历的乱时候和穷时候，写我的亲人。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喜欢。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栏目请我和爱玲去北京录节目，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栏目来绥化录节目，上百家报纸、杂志、电视台采访我，记者都说我是“传奇奶奶”。《乱时候，穷时候》加印8次，后来出了精装本。
《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我，问我以后有啥计划，我说：“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
爱玲看了新闻，问我：“你真这样说的？”
我说：“对，我光要求质量，不要求数量。”
爱玲说：“一年出一本书，数量已经不少了，人家专业作家也不敢这样保证。”
我说：“你跟出版公司说，一本书10万字，正好。买书的看着不累，花钱不多，看着正有意思，没了，他们还盼着下本书。我现在写字快了，一年出一本书，那还不容易？”
2014年，我出版《苦菜花，甘蔗芽》，这本书主要写百时屯的故事，写那里的男人、女人，写百时屯的井、百时屯的庙和老家风俗，这本书入围“2014中国好书”。
2015年，我出版《长脖子女人》，里面都是民间故事，得了2015年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
2016年，我出版《俺男人》，这本书不光写我丈夫，还写了山东和东北几十个家族，哪个家族都有传奇故事。
第一本书都是我肚子里的故事。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第四本书多数是我“上货”上来的。人家有文化的人说“采访”“采风”。我没文化，我就说“上货”。
写完四本书，我还想出去“上货”，爱玲说天冷路滑她不放心。她忙，没时间陪我“上货”。我说：“我没啥干的啦。”
她给我买回来一盒彩笔说：“你画着玩吧。”
80岁，从零开始学画画
我写完《长脖子女人》，陈亮说想请人画插图，想不出来哪个画家合适。
爱玲跟陈亮说：“我娘年轻的时候会剪纸。”
陈亮说：“可以让姜奶奶试试。”
我画了几天，画啥不像啥，不想学了。
爱玲说：“你要是一拿笔，画啥像啥，画家都得饿死了。慢慢来，反正时间长着呢。”
我又画了一下午，还是画不好，跟她说：“你马上给陈亮打电话，他爱找谁找谁。我不学了，你别让我着急了！”
她说：“好好好，我写个邮件。”
睡了一夜，我想清楚了：画不好，还画不孬？画得不好，人家不放到书里不就行啦？
早上，我这样跟爱玲说了。
爱玲故意问：“你昨天是怎么说的？”
我笑着说：“张老师，我错了！我给你鞠一躬吧。”
她笑着说：“我昨天写邮件了，没发。你接着玩吧。”
我接着玩，越玩越上瘾。
有个女孩子听说我画画，给我送来花鸟画册和彩色铅笔。爱玲给我买了不少画家的画册，还买蜡笔、毛笔、油画棒、丙烯颜料。
我爱画各种各样的花，画了一段时间，爱玲不让画了，她跟我说：“你写的故事，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您以后画画，也画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她让我画老家的物件：织布机，棉车子，磨盘。
我想：哪能光画物件呢？物件是人用的，我还得画人。
百人百模样，不好画。我先照着人家的画册往下描，描着描着就会自己画了。
有一天爱玲下班回来，我说：“你跪下。”
她说：“我犯啥错误了？”
我说：“叫你跪你就跪。”
她冲我跪下，我说：“不对，你侧身跪。”
她跪了一会儿，我说：“你起来吧。我想画一个人跪着，俩腿咋都画不好，这回我看清了。”
绥化有老年大学，爱玲听说有美术班，她去给我报名，人家不收80岁的，收70岁以下的。
2019年，我出版了第五本书《拍手为歌》。书里面有老家的民谣和民俗故事，放了50张插画，都是我画的。
有人问：“姜奶奶，你画的是素描还是国画？”
我说：“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是瞎画。”
爱玲说，我不是瞎画，我画的都是以前的生活，这种画叫民俗画。
2023年，我跟爱玲合作了一本书《我的老娘八岁半》，她写我的故事，我画我的故事，画了50张。商量书名的时候，爱玲和她丈夫说了好几个，我都不喜欢。
85岁那年“六一”，爱玲问我：“小朋友，你今天几岁呀？”
我用小孩子的口气说：“八岁半。”
我说用“八岁半”做书名，他俩都说好，图书公司也说好。
我前三本书今年要再版，里面有我100张画。90岁的时候，我想到北京办画展。
82岁学书法，想当四个“家”
学画画以后，我经常看电视上的书画频道，看看那些画家、书法家讲些啥。我看那些画家都往画上写毛笔字，我也想练练。
2019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回声嘹亮》录制。我告诉李思思：“我要当四个家。我现在是作家，还想当画家、书法家。”
李思思说：“作家，画家，书法家，好像还差一个。”
我说：“我还想当老人家哩。”
录完节目回到家，我跟爱玲说：“不能光吹，我得练，快点给我准备练字的东西。”她给我准备了毛笔、墨汁、废纸、字帖。
画画不好学，毛笔字也不好学，我偏要学好这两样东西。简单的东西大家都会，那就没啥意思了。这就好比我买了一件衣服，大家看着好都去买，这个容易办到，可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不都成服务员了？
学写毛笔字跟学骑自行车一样：刚骑自行车的时候，一个小石头子也能把人摔倒；等学会骑自行车，啥石头都没事了，能骑过去的骑过去，不能骑过去的绕过去。
不记得啥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右手哆嗦得厉害，不定什么时候。有一天吃饭，我自己端汤，右手突然哆嗦，汤洒在手上。
我问爱玲：“难道这就是老了吗？”
她说：“当然不是，你还年轻呢。没事的时候，你多活动活动手。”
我想当四个“家”，手哆嗦就完了，我自己想办法。写毛笔字的时候，我用左手托住右手手腕，挺有用。有时候两只手一起哆嗦，我就停下来好好歇歇。
我寻思：年轻人为啥手不哆嗦？血液循环快；老年人手哆嗦，可能是血液循环慢了，我得加快血液循环。
我想了三个招：撸，攥，摔。撸就是撸胳膊、撸手、撸手指，一遍一遍撸，手指挨个撸；攥是两手相互攥，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攥；摔是在床上摔自己的手，正面、侧面、反面轮流摔，摔上一阵手可舒服了。
只要闲着，我随时随地撸、攥、摔。我蒙对了，手不哆嗦了，我现在每天又写又画。
写作、画画、书法都是我的玩具，也是我的三把扇子。我想三把扇子一起扇，把火苗扇得又高又亮，不敢说照亮全世界，起码照亮了我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