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渡海帖》
宋涛
“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南宋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杭州不仅成为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汇聚了大批文人雅士和书画艺术家，形成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繁盛局面，就连宋高宗、宋孝宗也以翰墨为尚，使杭州成为引领全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镇。
古人云，晋代书法“尚韵”，唐代书法“尚法”，宋代书法“尚意”。在这些笔墨中，交织着书法家们的思绪心相，国之忧患、中兴与忆念，美之体验、传承与新造……虽静默无语，却念念难忘。
杭州籍书法家：
林逋清劲、吴说连绵
在宋代杭州籍书法家中，林逋、吴说都有佳作流传。
钱塘人林逋（967—1028），从小立志为学，饱读经书。宋景德年间，他曾游历汴淮一带，后归隐于杭州西湖孤山一带，二十余年间以山为家，淡泊名利，喜赋诗作书，栽梅饲鹤。
林逋善行草书，风格清劲，超尘绝俗。其笔意清劲恬逸，设置疏朗闲阔，甚具韵致，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卷》《二帖》《三君帖》等。林逋的《自书诗卷》，是林逋存世的唯一长篇巨制，为其代表作。今年1月，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观茶——茶文化精品文物展”中，这幅创作于杭州孤山的《自书诗卷》于千年后回到杭州，与今人相见。
见字如面。这幅作品章法布局疏朗有致，字体大小相宜秀活，给人以清新、静逸、脱俗之感，表现出独有的艺术气质和意韵，颇有瘦鹤孤高之趣。
“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这是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对吴说书法的评价。当年，吴说在九里松的牌坊上写了块匾，宋高宗去天竺进香礼佛，经过九里松时看见此匾，不以为意，同天竺和尚说，此匾看似一般，和尚紧接着说，能否请皇上赐一墨宝，宋高宗果然写了一块挂在上面。
后来，宋高宗几次去天竺进香，看到自己写的匾不如吴说的好，于是又命天竺和尚把自己写的匾摘下来，重新挂上吴说的匾。这段趣闻记载在陈晦在临安任职时写的《行都纪事》中，由于宋高宗如此赏识，吴书自然也就更加名扬天下了。
寓居在杭州的书法家：
蔡襄婉美、苏轼革新
宋代理学兴起，书法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载体，进入了“郁郁乎文哉”的时代。
治平二年（1065），54岁的蔡襄出任杭州知州。他勤政惠民，也寄情山水，吟诗赋词。蔡襄最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可谓宋代楷书第一人。《山堂帖》是蔡襄晚年的作品，笔法凝重沉稳，点画圆润姿媚。蔡襄一生于颜真卿书法研习最深，在其早、晚年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山堂帖》正是蔡襄书法“归于淳淡婉美”的代表作。
苏轼的书法，早年学“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中年致力于颜体，并吸收徐浩、杨凝式之长；又大胆参合己意，发扬革新精神。
苏轼曾为杭州通判，他与杭州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杭州留下许多墨迹，著名的有《游虎跑泉诗帖》《次辩才韵诗帖》。《表忠观碑》是苏轼唯一遗留给杭州见证吴越历史的石刻文物，是苏轼身体力行实践“尚意”书风的佳作，也是他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的杰作。正如清代学者余懋檬所说：“苏文忠再官于杭，其翰墨传刻武林禹航者至多，辉映湖山，错落相照。若瑰玮独绝，尤极神妙，则以吴越武肃王祠堂碑为最。”
苏轼在书法创作上开启了宋代“尚意”之书风，在书法理论上他虽然论述不多，但见解独到，对后学书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写道：“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名人墨迹与杭州：
米芾俊逸、朱熹古朴
南宋时期，大量非浙籍的书法家到杭州为官访学、谈书论艺。宋四家中的苏轼、米芾、蔡襄都曾在杭州为官或寓居。书法家游历杭州带动了南北书风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宋代杭州书法的飞速发展。
米芾之书，少学颜真卿，继学柳公权，再学欧阳询，后进入宣和内府遍观古人名迹，深得《兰亭》笔法和子敬笔意，尤工临摹。
据史料记载，米芾三十多岁时曾在杭州为官。米芾手书的《杭州龙井山方圆庵记》，由陶拯刊石，立碑于龙井。该碑书法是米芾“集古字”的典范之作。遗憾的是，原石已佚，今亦不存。
《杭州龙井山方圆庵记》碑，其书法秀润圆劲，多欹侧之势，有云烟卷舒飞扬之态；其结体宽裕灵动，因势生形，如和风偃草，摇曳生姿；其笔法豪爽放纵，俊逸姿媚，转折之处，轻提疾过，一笔数字，连贯自然。吴山上的“第一山”三个大字，虽不是米芾专门为吴山所题，但因其与杭州有关，且书法精妙，后人将其镌刻于此。
绍熙五年（1194）十月，理学家朱熹自杭州返闽归途中游览昙山，并留下《昙山题刻》，这是朱熹在杭州留下的唯一题名石刻。
朱熹自幼学习书法，曾先后临习钟、王、曹操、颜真卿等书帖，一生临池不辍。朱熹的书法与其学识修养相互融合。元代陶宗仪赞其，“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昙山题刻》用笔以中锋为主，提按有致，古朴典雅，书卷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堪称书法妙作。
名将的墨迹：
岳飞和他的朋友，各个功力深厚，别具风味
南宋绍兴年间，岳飞被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一时忠臣良将义愤填膺。韩世忠当着秦桧的面责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结果，他被解除兵权。
韩世忠被解兵罢政后闭门谢客，自号清凉居士，常跨驴携酒，随带一二小童，纵游西湖，到冷泉亭盘桓。
一日，韩世忠登飞来峰，由峰名“飞来”想起故人岳飞，也联想起岳飞《池州翠微亭》诗：“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韩世忠便在冷泉亭附近，飞来峰半腰，筑“翠微亭”。其子韩彦直立有题记，书迹有拓本传世，但摩崖原迹已无踪迹可寻。“翠微亭”寄托了韩世忠对岳飞的深情厚谊，也使这两位抗金名将永垂不朽。
在岳王庙内，陈列着岳飞手书的三国诸葛亮《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碑。据岳飞自跋，此两表碑文书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那一年，岳飞率领岳家军路过南阳卧龙岗，拜谒诸葛武侯祠。岳飞挥书《出师表》，是通过笔墨，与诸葛武侯作一次心灵的对话，所以，挥笔疾书，畅抒胸臆。书毕，意犹未尽，又在铺开的大纸上，用尽心力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颂岳飞题跋》是文天祥题于岳飞《吊古战场文》碑上的跋文，此跋是文天祥怀着对岳飞人格和书品无限崇敬仰慕的心情写成的，字字独立而章法气韵连贯，点画挺劲精妙，笔法纯熟精致，神采美秀，面貌古雅可爱。
书法的文章写不完，我们有幸在这些流传的笔墨中看到了杭州文化根底的精致和谐精神。杭州地域所特有的精神，历数千年而不失，不仅体现在千余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杭州书法作品之中，更体现在杭州书家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中。这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精致和谐之境的追寻，早已深深融入杭州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