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摄
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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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一个晚上，我和两个高中男同学在杭州郊区小饭店里吃饭，店堂简陋，已经入冬了，店家舍不得开空调，我们哆嗦着围着火锅，看着马路上明明灭灭的车灯，忽然就聊起了小时候。
其中一个说，他出生的村子很小，11岁开始，便独自翻山越岭二十余里去镇上求学，每周往返，单程要走两小时。倒也不苦于山路崎岖难行，只是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学生，每次放学看着其他小伙伴成群结队地回家，他总是特别羡慕。
山高路远，碎石泥淖，每个周一，天未亮即背着大米和两罐咸菜出发。母亲担心他路上怕黑，总是送他到山岭下，再三叮嘱：“越过山，天便大亮，莫惊（方言：别怕）。”
如此直至中考结束。他考上了县一中，感觉自己“进了城”。
高二那年，还在念初中的妹妹被迫辍学了。妹妹成绩不错，但是，他成绩更好，家里只供得起一个人读书。他说妹妹离家去打工那天，他蒙在寝室的被子里痛哭，内疚、自责，又不愿意放弃学业。那种无力感如此刻骨。
他的网名叫“叶下破”。下破，就是他村庄的名字，如今已几乎荒废，历史上居住人口最多时在百人左右。
另一个同学说，他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初中时和哥哥一起住校，周末回家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做饭浆洗，有时也吃“百家饭”。学校“寝室”是个长方形的房间，上下铺，每张床宽80厘米睡两个人，一个房间满满当当塞了24个人。
住校生们每天自带大米和饭盒放在学校的蒸笼里蒸。最后一节课下课前，小伙伴们就在课桌底下用塑料袋装好下一餐的大米。等老师一声“下课”，便夺门而出，一手拿勺子和米，一手拿着搪瓷菜碗，穿过铺着煤渣的操场，冲向食堂。跑慢了不仅意味着要花更多时间排队，还得担心米饭被人拿走吃了，得到阴沟或屋顶上找饭盒。饭被人拿走吃掉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
与背着咸菜来上学的同学不同，他和哥哥每餐可以买一道5毛钱的菜。哥哥掌管着“财政大权”，在喂饱两个人的同时，偶尔还能存下几毛几块当零花钱。有一天夜里他睡得迷迷糊糊，哥哥偷偷走过来，往他嘴里塞了些吃的。
他说，他早已想不起那是什么，可那甜蜜的味道回忆起来至今温暖。
后来这两个人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然后他们保研，毕业后在杭州有着不错的工作。可是那天晚上，当这两个30岁出头的男人说起往事，都红了眼眶。
2
他们说，我们与你，相隔了无数个层峦叠嶂。
我的小时候跟他们的不大一样，虽然我们都出生成长在浙南边陲一座叫泰顺的山城，但我在一个不算小的村子里出生，那时候叫乡；五六岁到了镇上，那时候是叫区；10岁又到了县城。双职工家庭，生活不算富足，但我的父母从来不让我察觉贫穷。我的童年一望无际，清冽的山泉、欢快的溪流、大山里的树荫，偶尔还有来自大城市的花裙子。
现在想来，我的母亲活得生动而勇猛。她嫁到了这个村子，便借钱盖起了村子里的第一幢红砖房迎接我的出生。她工作调动到了镇上，我便到了镇上念小学。快要升初中了，她狠心把10岁的我一个人送到县城的外公家借读，以此敦促他们自己加快去县城的步伐。这个步伐，他们没有走得很快，念到初二，我才跟着父亲住进了单位宿舍，母亲一直到我高中才来会合。
那时候，有着如今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廊桥的泗溪镇，距离县城有4个小时的车程，随着省道开通，这段车程如今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为了节约车费，他们并不是每一次都送我，有时只是把我领到中巴车上，随机找到一个熟人托付。4个小时的盘山公路，仿佛已是万水千山，本地司机每一个弯都拐得无所畏惧，我每一次都吐得七荤八素。
在三十年前的山区，我的父母算是重视教育的，只是我太过没心没肺，多少是辜负了他们的投入。
我们在香港回归那年中考，那一年，泰顺刚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千禧年参加高考，那年第一天天未亮，很多同学爬到山上去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世界仿佛是崭新的，大家都翘首以盼。
县城最高的那座山，叫天关山。“天关山麓，是我一中。”校歌里是这么唱的。这所当时名为“泰顺县第一中学”的老校园沿山而建，从进校门开始，便一路拾级而上。爬完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后，是一条又一条的斜坡通往不同的教学楼，仿佛大树生长的枝丫。
学校的操场种着一圈的法国梧桐，它后来成了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共同的念想。校园的最高处有一堵矮矮的围墙，翻过去便是绵延的山头，意味着逃学后无数的可能性。但学霸们只是翻过围墙在近处温书，低声背诵着课本上的字句。我跟风去过，书还未翻几页，便躺在枯草地上发梦。
很多很多年以后直至今日，一起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那群人，总是给我天然的亲切、天然的安全感。尽管有些人的成长仿佛不在同一个年代，有着不一样的悲喜，但我们倏忽就同行了这么多年，带着一起犯过傻的年少情谊。高考让我们各奔东西，新一轮的毕业又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重逢。从不刻意联系，但每次相遇，时光会自动倒流。每年秋天笼罩在校园上空的桂花香，后来仿佛再也没有散开。
3
时间到了2025年。我们踏过了40岁的门槛，在城市里有着平稳的生活，有各自热爱的岗位。又是一年高考季，叶下破在微信上说，想起自己在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还在村里放牛。
那时高考几乎没有人送考。我还记得第一门语文考完走向校门口，当然没有媒体采访，也没有穿着旗袍的母亲，没有怒放的向日葵。校门外只站着小几十位家长，我的母亲是其中的一员。她看着一脸轻松的我，说看来考得不错呀？我心想，语文嘛，总差不了，但后面几门，也好不了。
人生的很多事情，其实在高考前已经决定了。比如我的游手好闲（现在想来也是后悔的），坦然无畏。比如叶下破那条无人同行的山路，带给他孤独，也带给他坚毅。
很多同学去大学报到也没有家长陪同，省下往返的车费便是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去读大学，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离开山城。奔赴同一座城市的几个同学相约出发，背上行囊，先坐中巴车到县里集合，再坐6个小时的大巴车去市里，天色便暗了，然后才是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数个日夜的辗转，茫茫然奔向希望。
城市，高考以前对多数的我们而言遥不可及。“九山半水半分田”，人们这样形容泰顺，说的是泰顺群峦起伏，涧谷纵横。那时山城交通闭塞，离哪儿都很远，好像天底下只有我们这一处白云深处的人家。
靠着奖学金读完本硕的叶下破，现在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看到城市宽阔的马路和拥挤的人潮时，会不会想起11岁的他面对的山路呢？他只说后来每遇困惑，就会想起母亲之言：“越过山，天便大亮，莫惊。”
那位当年的留守儿童，这些年一直外派在德国，用土豆呼应他的乡愁。
还有一位同学，大学刚毕业时曾经立志，万一发财了要回家买下一座山头，不知道如今在陆家嘴高楼里拥有大办公室的他是不是还记得当年的宏愿。那时他的博客名字叫“水车洋”，也是他的村庄的名字。
还有一个我每每想起总会动容的故事。
他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60后”。1986年参加高考，成绩很好，老师建议他志愿填北大。在这之前，这所学校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考上过清北。
他的父亲说北方太冷了，没有钱买冬衣。于是他报考了复旦大学。
奋力翻过高考这座山，他们过上了跟父辈、祖辈全然不同的人生。
曾经插过秧、砍过柴、喂过猪、放过牛，在山里田间野蛮生长；也曾经挑灯夜读，心向远方，立志改变命运。这种坚韧和求索后来一直伴随着他们，终于在孜孜不倦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打开了自己的天地。
离家千里或万里，大山始终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