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浙江省电话局惠兴路总局大厦建成
口述 高炎清 夏建美 整理 末末
“高参，杭州的电报业务从5月1日开始全面停止了……”从3月份开始，我陆续接到几位老同事的电话。虽然内心早有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很多不舍。
时代发展得太快了。我干了一辈子的报务员，没想到还能亲眼见证100多年历史的杭州电报，彻底退出通信舞台。
“2053、1567……”这些印刻在我脑海里的数字代码，是不是也会随之消失呢？
鲁迅与茅盾联名发了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长征胜利
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手机，连电报是什么都没看到过。
电报最早是外国人发明的，最开始电码对应的都是英文字母，键盘就跟现在的电脑键盘一样。1837年，美国人发明了电磁式电报机和莫尔斯电码——莫尔斯电码用短点和长划来表示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至今人类还在使用这套电信代码。但无线电报受外部条件影响较大，碰到恶劣天气信号就不稳定。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出现在1871年4月，丹麦大北公司秘密将长江口的海缆，沿黄浦江敷设到上海英租界，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电报房。有线电报信号更加稳定，几乎不受环境干扰。当时清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入侵行为，因此开始自主电报业务。
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编成《电报新书》，首次以四码电报对应6800多个汉字，解决了汉字电报传输难题。
至此，我们国家的电报事业正式拉开帷幕。
从那时起，电报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里。在通信设备不发达的年代，电报起到了传输信息的重要作用。
1935年底，大文豪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鲁迅欣喜万分，与来访的作家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这封电报内容如下：“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报务员
杭州是什么时候有电报的呢？
准确时间是1883年，清政府为加强沿海防务及商业需要，在杭州架设了苏浙闽粤电报干线，杭州成为全国首批开通电报的15个城市之一。当时的电报主要用于军事和政务通信，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
不过，杭州作为江南的经济中心，电报业务迅速繁荣起来。1920年，杭州电报局每日处理电报的数量近千封，内容涵盖丝绸贸易、茶业行情等。
我是杭州人，1938年出生。从我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可恶的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害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饭，幼小的我经常跟着爹娘排队领取救济。
因为打仗，死了不少人，做绸缎生意的父母带我逃难到绍兴乡下。直到杭州解放，时局稳定了，我们才回杭州。1953年，14岁的我在读了一年小学后，被保送到杭一中。
我成绩不错，还是班长。到毕业那会儿，面临升学还是工作的选择。班主任劳老师得知，杭州邮电系统正在社会招工。他劝我抓住这个机会。当时国家在高速发展，那可是响当当的“铁饭碗”啊。
1950年，杭州电报局并入邮电系统。1958年，我通过招工进入杭州邮电局做了报务员。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报务员。
一年后，崭新的杭州电信大楼在惠兴路9号落成，一共四层，我们电报房在四楼。当时杭州城里造的第一幢大楼是杭州饭店，第二幢大楼是华侨饭店，第三幢就是我们电信大楼。可见当年电信行业的“江湖地位”。
下了班就背，吃饭时在背，梦里说梦话还在背
刚进单位，我练了几个月的莫尔斯电码，“滴滴哒，哒滴哒……”电影和电视上，地下情报人员深夜里“滴滴滴”的就是这种。莫尔斯码通常是加密的，电码全靠听，而且不能听错。
很快，我们开始操练数字码，四个数字对应一个中文字，这个不需要解密，有一套通用的明码蓝本。比如，“2053”对应的是汉字“我”，“7559”就是我的姓“高”，“0375 6015”对应“再见”。
如果你想给亲友发个信息，我们报务员就把信息的每个字翻译成对应的四个数字，传输到对方电报局。那边的报务员再把数字翻译回汉字。最后，投递员将封好的电报送到收件人手中。
新入门的报务员要培训“拉抄”，为期三个月。“拉抄”是电报收发训练的一项核心技能，主要是背电报码、局名，再就是上机练习，考验报务员对电码的快速识别、记录和抗干扰能力。
工作前两年，我们每个月都要考试，考核优秀的、实际操作能力强的，可以提前转正和晋级。
每个报务员都会发一个册子，上面是9900多个汉字对应的数字码，其中三四千个常用字不仅要背，而且要烂熟于心。
我平时口袋里放个小纸片，下了班就背，吃饭时在背，梦里说梦话还在背。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硬背。现在我80多岁了，几百个常用汉字的数字码还是能脱口而出，比如“6829”是医生的“医”，“2635 1558”这串数字代表的就是“杭州”。
同期招进去的年轻人，有的记性不太行，就从“报务员”的岗位上淘汰，做些辅助工作。
大约过了一年，老式电报机的手动操作被电传打字机代替。报务员用打字的方式直接拍发电报（字母排列就跟现在的电脑键盘一样），我们发电报的效率一下子又提高了很多。
发到浙江衢州的电报，被错发到了江苏徐州
20世纪50年代，单位里的前辈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的报务员。有个外号叫“黄毛”的老报务员，发的电报又快又好。好到什么程度？旧社会国民党头头到奉化溪口办事，点名要“黄毛”作为技术人员跟随。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风靡全国。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李侠为了保护秘密电台，和敌人作了很多斗争。老百姓太喜欢这部电影了，就以为所有的“发电报”都是搞秘密工作。
有些人说，现在全国解放了，你们还在发电报，是不是跟境外分子有联系呢？
哎，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家里人都不敢跟别人介绍我的工作，怕说到我是“发电报”的，被当成是“特务”。
其实，我们发的电报都是明码。而且电报线路铺到哪儿，电报才能发到哪儿，不可能长腿飞到国外去。
那时候，电报房工作是在一个大开间，24小时灯火通明，报务员上班“四班倒”，每班有100多人一起工作。电报房里全是机器运转打码的声音，吵得就像纺织厂一样。中午十一二点和晚上五六点，是收发电报最集中最忙的时候。
每一封电报，报务员在译码过程中，必须思想高度集中，确保每一个数字、每一组编码精准无误。但只要是人工操作，难免有失误。有一次，发到浙江衢州的电报，被错发到了江苏徐州。这算得上是报务员的重大差错了。
报务员是高强度的工作，每天上班12小时，下班还要开2小时会进行政治学习，人的神经整天紧绷着，晚上睡觉也在数电报，做梦也都是这些东西，生怕自己出差错。
等成了家、有了小孩，也基本没空顾家。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里人派小孩送饭过来，就简单对付一口。
慢慢地，我的业务能力成长起来了，还做了值班长。同事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高参”，一来我姓高，二来大家认为我的业务能力像参谋长一样有水平。
有的电报就发个“甥”字，意思是“家里生了个男孩”
以前人们通讯主要靠写信。信件寄到外地，至少要三天。遇到紧急事情，只能发电报联络。
普通电报发往城镇，6小时能收到，加急是4小时。投递员骑着摩托车，挎着绿邮包，就算是深更半夜，也要在规定时间内送达。收件人收到电报后，在回执上敲个章，或者签个字，按个手印。
一般重要的事才有资格发电报，常见的电报内容有“某日完婚、速汇款、行程取消、延期返程、包裹已发”等。为什么不多发几个字呢？因为电报是按字数收费的，每个字收费1到2角。当时普通人的月收入30到80元，电报上的一个字够买一两猪肉了。
所以大家才“惜字如金”。
“我将于明日乘火车抵达”，缩写为“明乘火车到”。有的人就发个“甥”字，意思是“家里生了个男孩”。
那时候电报也是凭证。出发前拍个电报，对方就可以凭电报买站台票，进火车站台接人。火车票很难买，凭电报可以优先买。
“母病速归”可能是发送次数最多的电报。半夜听到“突突突”的摩托车声，家家户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直到投递员敲了某家的门，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
摩托车还没开出巷子，就听到有人嚎啕大哭。天亮一问，才晓得是某人老家拍来电报，说老母亲快不行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的电报局都涌入很多人，每天处理最多的就是发往唐山的电报，杭州局也不例外。
有人说，你们报务员能掌握很多“秘密”啊。其实我们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和机器打交道，我们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要又快又准地把电报信息发出去。至于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发的，这些统统不会关注，因为根本没这个闲工夫。
除了营业窗口的电报，我们还要转发其他城市传过来的。比如温州发往深圳的电报，就要在杭州中转，通过我们的手再转出去。
那是电报的“黄金”年代
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每天的电报数量激增，基本上都是和做生意有关的内容。
电报房的人手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400多人。就是这样，每天依然来不及发，待发电报堆积如山，我们只能加班加点干。常年下来，肩椎炎、颈椎炎、胃病成了每个报务员的职业病。
电报发往最多的城市就是深圳，那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营业窗口也收到过外国人来发英文电报。因为是手写，要拿放大镜辨认字母。电报也真的可以走出国门，发到世界各地了。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都会充满激情地念：下面播报世界各地同胞发来的新春贺电。
到1983年，电报房加了64路路由器（也称64口交换器），实现了半自动转发电报。1987年，又上了256路路由器，可以直接全自动转发电报，电报房的人数一下子降到了30多人。
1988年，杭州电报业务总量达到了全年近200万份的峰值。那是电报的“黄金”年代。连读书的孩子都要上一课“如何写电报”，有一年高考语文小作文，题目就是写一封电报。
每到高考发榜的月份，电报局会涌入许多家长，等消息的、发喜讯的。有一年，一位收到北大录取电报的考生父亲，在电报营业厅外放起了鞭炮，整条街都沸腾了。
没想到特地赶来发最后一封电报的人里，有不少是“00后”
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呼机、电话、传真、手机的普及，电报业务量开始断崖式的下降，平均每天发送不到100封。
大量报务员不得不转岗。
大多数电报都是单位催缴、法院传票一类的内容。因为电报在法律上具有证据效力，可以“留痕”。
进入新世纪后，电报房里只剩下四五名留守工作人员，主要处理水情电报、气象电报、鲜花礼仪电报等。
鲜花礼仪电报是为了继续发挥“电报”余热的一种创新。邮差不仅帮助发报人送电报，还送鲜花。最火热的那阵，电信自营花店经常挂出牌子：今日电报花语“1314”（一生一世）已售罄。
今年4月30日，杭州电信局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对象是全体杭州市民——
“飞驰的电报纸带，曾载着战火纷飞时的红色电波，传递过游子思乡的泛黄家书，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最终在新时代的数字洪流中完成了历史使命……”
这封编号为WLX27200的电报，让我们老电报人很感动。100多年的电报就要消失了……电报房里的人头攒动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再次在耳边响起。
随着杭州电报业务的终止，如今可发报城市只剩下北京，可收报城市有北京、广州、济南、合肥、石家庄等5座。听老同事说，电报关闭前的那些日子里，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一下子来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电报业务室门口排起了最后的长队。
没想到，特地赶来发最后一封电报的人里，有不少是“00后”。电报这种古老的通讯方式，也成了一种时尚。
要不是上了年纪，腿脚不好，我也想去电信营业厅“故地重游”，像年轻人一样打卡，再看一看、摸一摸那些陪伴我度过青春的“老伙计们”（电报机），再亲手发出一次电码：“0375 6015”（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