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南的双浦镇灵山洞景区，对杭州人来说是个郊游胜地，但不算很热门，灵山洞东南方还有个风水洞，恐怕知道的人更少。但这个风水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却是个非常热门的名人打卡地。
杭州地区被发现留存至今的摩崖题刻，最早为唐代，其数量最多的就在风水洞，共有七处唐人题刻，比灵隐飞来峰还多两处。据记载，风水洞的摩崖题刻，自唐至清至少有三十六处，题者基本上为官员及文人，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处苏东坡的题刻。
受“元祐党争”影响，苏东坡的题刻绝大多数已被凿毁，据说杭州只留下大麦岭一处，其实在风水洞还留有一处，虽然只有“苏轼子瞻”四字，但题刻时间为北宋熙宁七年（1074），比大麦岭的还要早16年。
除了题刻，苏东坡两次来杭任职期间，至少写过四首有关风水洞的诗词，几乎赶上其写西湖的诗篇，其中有两句诗，在“乌台诗案”中还被诬为讽刺改革派的罪证之一。
在苏东坡之前，风水洞这个地方其实早已出名。风水洞原名恩德洞，得名于洞旁的恩德院（北宋改名慈严院），相传该寺院是东晋道人葛洪舍宅而建。
风水洞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洞极大，流水不竭。顶上又一洞，立夏清风自生，立秋则止，故名。中多石子，红点如丹，持出即隐，置于内如故。”当时其旁有定山、浮山立于钱塘江中，景色壮观。
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的《富春渚》中“定山缅云雾”即描写此地风景；唐代陆羽的《武林山记》也写于此地。此后，白居易以地方长官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也来到这里视察并作诗，诗中甚至以没有早来此地为憾。
北宋是风水洞地区名人来访的高峰时期。除了孤山隐士林逋曾来此访僧观洞并作诗外，杭州多任主政官如范仲淹、祖无择、苏东坡、赵抃、司马才仲等都先后来过此地，并留下题刻或诗句。之后南宋的杨万里、朱熹等也都到过这里留下了文字。
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九“诸洞”目下共收洞20个，只有“风水洞”名下搜集了“本朝名贤题咏”达14首，这是其他19个洞所没有的，可见当时风水洞的名气之大。
风水洞之所以这么热门，除了有古寺、高僧、奇洞外，主要原因是此地为当时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衢、睦、处、婺、宣、徽、饶、信八州以及福建等地往来于杭州者，或扬帆行舟沿江上下，或策马驱车缘山而行，都要经过这里。
更关键的一点是，钱塘江“之”字形三折之一就在这里，因此江潮汹涌。当时定山突出江面数百丈，史料记载，“江涛至此辄抑声，过此便雷吼霆怒”，故名定山。而其东南侧的浮山，据苏东坡描述：“浮山峙于江中，与鱼浦诸山相望，犬牙错入，以乱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
这种凶险之地，倒是演练水军的好场所，吴越国和南宋都曾在此操练水军，并设水战将台，百姓观潮也多往此地。但船夫则视此为恶水险途，每年有无数舟船被江潮倾覆，性命财产损失巨大。为此，苏东坡曾奏请开凿一条石门河，避开这段危险航道，他在奏折中晓以利害，并提出了细致完备的开河工程方案，但此举遭人反对，没能开成。否则西湖上有条苏堤，双浦镇则有条苏河了。也正因如此，好多人到此便离船上岸，以避风险，使得此地更加繁忙。
早在唐代，官府便在定山之南，杭州与富阳交界的古驿道上建了驿站，名为定南公馆，成为官员、士大夫及商客休息之所。此处离杭州府衙虽只有五十多里地，但在古代也要近半日的行程，如果下午出发，很可能要留宿此地。这就为离定南公馆只有三里远的风水洞，带来了流量。
然而，南宋灭亡后，名盛一时的风水洞也渐渐衰落了，其主要原因也是与水陆交通的变化有关。元、明以后，钱塘江逐步东退，不再依山而行，定山、浮山也慢慢成了陆上之山，没有了汹涌回头浪的危险水道，往来舟楫通行顺畅，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舍舟登岸了。
从杭州往富阳的陆路，也多在转塘西折，经中村而去，此处车马行人也逐步减少。清末民初正式开通杭富公路后，这条古驿道及定南公馆已基本颓圮，风水洞便罕有人至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风水洞西北处的潘家洞即灵山洞，首先被重新开发，此后邻近的风水洞等远古时期浸在海中、受地下水侵蚀而形成的鬼斧神工般巨大天然溶洞，也相继开发成“灵山幻境”风景区。
定南公馆遗址也被重建，旁边立有苏东坡的塑像，面朝新开发的水平似镜、风景如画的铜鉴湖，与古老的风水洞遥遥相对。东坡先生此时不知是否想起了千年前，此处波涛汹涌、舟纵车横、行人如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