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马亮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要实现国家治理全方位的现代化。智能化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如何更智慧地制定公共政策，如何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市场培育和监管，如何更公平地推进社会治理，这些问题都同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紧密相关。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与无限的可能性。
记者：国家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议题是什么？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马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要运用各种治理技术来实现治理目标，使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适应力和韧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场治理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和创新求变的过程，这也意味着要秉持有容乃大和兼收并蓄的态度，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治理技术。
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关键在于实现治理层面的转型，智能化是其手段。我们需要认识到“智能化”与“转型”是两件事，防止变成“两张皮”。不少所谓的智能化转型往往是过分注重技术层面的智能化，而治理层面的转型却付诸阙如，也就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的智能化也需要转型的支持和助推，这往往意味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为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适宜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因此，智能化与转型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需要协同推进和相互支撑，才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开发、算力发展与调度、大数据共享开放与开发利用，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能力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大算力需要巨大的能源支撑，要在智能化的同时推进绿色化发展，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要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顶层设计下，通过全国性基础资源、能力体系、技术标准、应用范例等的设计、部署和共享，为各领域、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应用提供支撑和保障。特别是要集中统一建设全国一体化智能应用平台，加快推进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算法共建和算力共用，使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降低成本、提高效能。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要求在制度建设上更进一步，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提供制度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哪些领域使用，可以按照何种方式和形式使用，如何部署和应用相关技术，使用后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些问题是困扰用户的关键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进程。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相关应用场景千变万化，很难通过一套制度加以规范。这也意味着有关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的制度规范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能够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通过“用中管”“管中用”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用管结合”。为此，应加强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保障来划清界限和理清责任，使用户可以轻装上阵和负责任地在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记者：要推动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技术运用，还需要哪些方面的转型？
马亮：要推动各级政府部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在管理和服务中积极探索智能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技术企业的参与和支持。
目前，数字政府建设的主流模式是政府购买企业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要警惕不正当竞争对政企合作和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相关企业的技术支撑，但也需注意从政府部门流入企业数据的安全问题，以及政府部门如何掌握技术主导权和控制力的问题。
要推动政企协同打造政务运行的大语言模型，并明确相关数据流通、存储与利用方面的安全规范。比如，可以通过签署安全合约和保密协议来保障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安全。与此同时，要加快推动政府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应用能力，在购买企业服务的同时增强政府自身的技术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记者：目前，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有哪些方面的困境？
马亮：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绝非易事，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全面推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面临不同挑战，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社会治理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深度介入公民生活，并触及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平等突出问题，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审慎推进。这需要谋划国家智能治理的试点、实验和示范，通过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的典型应用来试错和积累经验，进而为更大范围和更深入的应用推广提供依据。可以借鉴“监管沙箱”等敏捷治理模式，小范围地探索实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一方面使潜在的风险可防可控，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应用推广提供决策依据。为此，应建立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试点推广机制，通过政府、企业与高校的协同来探索典型场景、发现优秀案例，又好又快推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
当前，有关人工智能的最大争议在于伦理、安全与法律方面的风险，这对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提出了要求。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但是技术如何使用、用于何种目的和实现什么价值，却需要伦理考虑、安全评估与法律规范。比如，人工智能用于论文撰写、艺术创作、技术研发等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智能制造引发的失业危机以及无人驾驶带来的安全挑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应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制定和执行伦理准则、安全规则与制度规范，使智能化转型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需要相关技术与管理人才支撑，这对党政领导干部与公职人员提出了新挑战。只有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才有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要加快推进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培训，使他们具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当然，既要推动人工智能课程融入干部教育体系，也要创新干部教育模式，通过人机协同的生成式教育来培养新一代的国家治理人才。
记者：杭州向来拥有人工智能创新运用的土壤，杭州如何利用这个优势，在城市治理上发力，您有什么建议？
马亮：杭州市一直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与治理的最前沿，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未来也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无限潜力。杭州市孵化出了阿里等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并将其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而深入地应用到城市生活、生产与治理的各个方面。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杭州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治理效能、企业营商环境和市民生活品质。引领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DeepSeek，也出自本地培育的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为杭州市全面布局与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相关产业和应用场景提供了强大支撑。
未来杭州市应抓住国家大力推动网络强国和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契机，努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社会、智能治理等领域的先行示范区，为其他城市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经验。杭州市要进一步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探索与场景创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来带动城市治理的迭代创新与转型升级。杭州市可以“三管齐下”，将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创新、应用示范与治理引领有机结合，加快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广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使杭州市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向善、良术善用与城市善治的典范城市。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前线》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