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蒋家村 柴惠琴 摄
蒋增福遗作《我是耐耕堂后人》及手稿 蒋金乐 摄
戏台 蒋金乐 摄
蒋氏宗祠“纯一堂”匾 蒋金乐 摄
蒋家门口 柴惠琴 摄
柴惠琴
大源溪边，天气晴雨相间的时候，溪畔的青山常常浸润在雨雾中，等日光出来，山上树木葱茏亮眼，带着少年人的朝气。
山下的村庄里，“蒋家门口”门楼矗立。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有着六百年建村史的蒋家村人，将村里发生的故事在2024年又梳理了一遍。这个曾经在家谱里写下“吾族宗谱一纪一续，逢辰而举，沿以为例”的家族，在这个龙年里续修了宗谱。
乡村是一本大书，
一代代人读，一代代人写
大源蒋家村是个蒋姓聚居的大村，人口之多，相当于龙门孙氏、东梓关许氏、深澳村申屠氏。村里人一般自称为蒋家门口人，他们的来处写在原蒋家祠堂中厅抱柱楹联里：“青田学士西湖老，炎汉世家赵岭绵。”
赵岭，现名老虎头。族谱中有赵岭八景诗，诗前有按语，说明因“大源山水明秀，独赵岭下形胜甲于诸地”，蒋氏老祖宗才“所以择地居焉”。清道光间周凯撰的宗谱序文里也提到了蒋氏先祖“宅大源赵岭下，绵绵延延，历数百年也。”
蒋家村的这条赵岭古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多少行人来往客，也知沧海共桑田”。在同一首诗里，还有一句这样写：“潭水有情常映绿，山光无恙各争妍”，这首无名氏所写的诗，现在读来仍然是对蒋家村“绿水青山”自然环境的诗化表达。
另外，赵岭古道上也曾有一些大树植于两旁。1934年，蒋氏家族用二十块银元获得了这些树的产权，并告诫族人要把这些树“作为荫树，永远栽植，绝对禁止砍伐。”可惜的是，如今仅娑婆树半株尚存（2013年夏，它的上半截因病朽而折断），其余的，已然鸿爪雪泥皆旧痕。
在后人的追溯并对祠堂中厅抱柱楹联的解读中，蒋家村老祖宗来到大源的经历被大致梳理出来：蒋大隆，生于后周广顺癸丑（953）二月，他是迁居青田的始祖，卒年无考。蒋晖，字逢吉，号湖赐。大隆公第九世孙，生于今青田县仁公乡钓滩村。赐进士出身，任翰林院侍读，后隐居西湖。晖公第七子蒋棣，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炤，字炳如，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正月，卒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太学生，为始迁富阳大源赵岭之祖，生一子伯高。之后，蒋家人“耕于山，钓于水。三余闻读，五更有绩。桑麻井里，耦耕无猜。”
一片荒野之地，逐渐姓了蒋。
另外，关于迁居大源后的记载，蒋家村的“锡书太公”在1977年写过一篇《蒋家村村史》，对当时的情形做了简洁的叙述。在他的笔下，蒋家村尚未成形之时，村中是一片柴草，树木茂盛，而现在下半村的位置则是“一片苦竹，后山脚一条小溪，有几个山塘”，村里人迹罕至，只闻鸟兽声。就这样，蒋家村从无到有，人口逐步增加，到明末清初，村里的祭祀以老祖宗湖赐公为名的“湖赐祭”等事宜才逐渐开展。
2013年11月，蒋氏后裔将始迁祖蒋炤的夫妇合葬墓，从大源新关头迁至蒋家门口东坎坞荞麦山。算算时间，从西湖到大源，这一支蒋姓，落脚蒋家门口有600多年了。
除了蒋姓，蒋家村还有一支和蒋姓有着密切关系的陆姓，其中的曲折，说来话长，这个故事如今也被陈列在祠堂里，供人品读。
蒋家门口造祠堂，可以观德
蒋氏族人造祠堂的故事，在《赵岭蒋氏宗谱》里留下不少，一个个千折百转，述说着其中的艰辛。
第一次造祠堂的时间是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时上溯蒋家先人迁来时已经过了约三百年。在蒋氏家族家谱里，由邑庠生何奎撰写的《赵岭蒋氏祠堂记总序》里，描述了当时蒋家的发展情况：“龙山之南、宫前之北，有巨族焉，实为富春赵岭蒋氏也。”
这一篇序里也记载了祠堂的具体位置：“东之风眉屹立而端坐，西之亭山虎踞而龙盘，虎首潭回绕于其南，龙门山环抱于其北，更有珠山为其案，虎山为其御，而祠基独盘踞其中。”这样的语句也说明了蒋家人对祠堂选址的重视。此时，赵岭已经被唤作“虎山”，成为一个古老传说里的地名，而祠堂则是在之后的三百多年内不断修缮，越造越壮观。
建成五十年后，乾隆十二年（1747），因子孙繁衍祠堂得到扩建，增立前厅。之后，光绪年间，因祠堂衰败损毁严重，当时的族长蒋树奎发动全村男女老少出钱出力共修祠堂。这一次，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才完成后殿中厅的改造，遗憾的是，祠堂尚未修好，主持修建的族长蒋树奎“竟以身殉公。”
对这句隐晦记载的解读是，当时蒋家已是财力不继，而东阳来的工匠工资又等着结算。族长蒋树奎难以转圜，最终走上了绝路，为这次祠堂的修缮蒙上了悲壮的色彩。
又过了十数年，到了1897年，蒋家门口的半拉子祠堂，才又延请东阳师傅，“秉公课派，命男出钱，女供饭；富者捐金，贫者助力”，合全族之力建造戏台和翼廊，用了四年时间方才竣工。
1900年，精美绝伦的蒋氏宗祠，历经十八个春秋，终于大功告成，隆重圆台。中厅有一块匾额，以隶书端镌四字：可以观德。据说这块匾额的对面还有祠堂的堂匾：纯一堂。
“纯一”语出《尚书》之《商书·咸有德》，注文有“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另“咸有德”一文中又有句子“七世之庙，可以观惠。”其时，蒋家村已经是七世同堂，也因此，大源一带产生了新俗语：“蒋家门口造祠堂，可以观德。”
近百年的沧桑岁月倏忽即过，到了1980年以后，祠堂成为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人气极旺。
2009年10月18日，热闹非凡的蒋氏宗祠内，一场由蒋家村人精心发动和周密筹划的宗祠修缮乐助大会召开。在外工作和创业的族人、世居蒋家村的陆氏族人都纷纷前来捐款。
蒋家村的祠堂在1900年圆台之后，又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修缮。
祠堂的油漆和粉饰重新做，戏台前的地面更换成老青石板，被盗的牛腿请东阳师傅新雕补上，屋顶翻新，荫堂神主台和刻有二十四孝图的二十四扇片门恢复，腐朽的木料重新更换。
和之前几百年里造祠堂时担心资金不足有区别的是，这次修祠堂计划恢复和新增的匾额楹联，因要请名人名家来写，才是完成难度最高的事。靠着村里走出去的文化人，如麦家、蒋增福、蒋国兴、蒋金乐等一起，征集到了蔚为壮观的书法墨宝。
现在的蒋家祠堂里，有两块分别出自大家莫言和贾平凹的匾额，就是这次征集的成果。莫言写了“彝伦攸叙”，贾平凹写了“文魁”，这些匾和刘海粟的“真气流衍”、沙孟海的“万世蒙泽”、黄苗子的“碧天银光”、沈鹏的“百岁寿星”、爱新觉罗·启骧的“鼎新储秀”等挂在一起，为祠堂增加了文化的光彩。
造祠堂难，守祠堂也不易
在最近的百年里，蒋氏宗祠经历过多次劫难：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曾有一个炮兵连驻扎在祠堂。有一次侵略者进蒋家村时，在祠堂点着了一把火，多亏有一位蒋锡泉阿太在日寇离开后，立即灭了这把火。
蒋家村最早有西山寺，至今旧址仍然可觅，但建筑年代难考。相传该寺遭烧毁后方建东山寺。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富阳县志》记载：东山寺原名净福院，位于大源五庄（大源镇蒋家村），是后晋天福八年（943）显禅师所建。后屡毁屡建。
“碧瓦红墙锁几重，入山深处白云封”，藏于山林深处的两座寺庙的历史都比村庄要久远。
祠堂“善盖一乡”的匾额也有个插曲，在2008年修祠堂前夕，蒋金乐的一位朋友在萧山收购了一块“善盖一乡”老匾额，经考证，这块匾额是富阳大源蒋家祠堂的。之前，蒋金乐在村民家看到过此匾，他马上与朋友联系，商谈价钱，并帮助买回来。最终，2010年祠堂修好之前，“善盖一乡”匾额回到了蒋家祠堂，冥冥中预示了蒋家村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
蒋家祠堂得以保存至今，有赖于一代一代族人一心一意的守护，是“纯一之德”以及“可以观德”，这也是蒋氏家族的精神所在。另外，蒋家的族规写着：“孝父母、敬长上、友兄弟、立教养、守法度、奖贤能、惩顽恶、戒争斗”，这些朴素的语言在乡村宗谱中不鲜见，都是传统乡村的价值观和文明底色。
在祠堂里祭祖、唱戏、娱乐。旧时，家族每有大事要决议，也要“开祠堂门”，而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走完他的人生之路时，也是在祠堂门口在族人的悼念和送别中落幕。
祠堂门口讲故事
祠堂也做过学校，1918年，蒋瑞生、蒋恕堂、蒋培公和蒋锡芬等曾经在祠堂创建鼎新小学。
蒋锡芬（1898-1934年），字三径，号季眉，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任知县，尤以书法和文章名行富阳，有“江南一支笔”和“出东门小老虎”之誉。因他为法政专业，县里每有大事决策，县长往往亲自登门请教，是富阳著名乡绅。据说他回乡探亲时，见村里儿童仍在私塾读书，在村里乡绅们的支持下，发起办了鼎新小学。蒋锡芬还写了一副对联“国家本源是教育，民族前程在儿童”，放在大门两侧。
这位先人的风采，多有赖于他的表兄兼好友俞应赓为他写的一篇留在家谱里的传记，也正是从他这一代起，蒋家的台门屋里出了不少读书人。
学校办进了祠堂以后，蒋家村的文脉在这里孕育和传承，麦家、蒋增福、蒋金乐等作家，还有更多社会各界的英才，都在这里读过书。
在蒋增福的回忆录《我是耐耕堂后人》里，祠堂里的小学是一所除高小毕业班外年级齐全的学校，当时毕业班须到大源镇中心国民小学就读。最多时设了八个班，左右厢房楼上楼下四个教室，中厅和荫堂用竹席隔开也是四个教室，有三百余名学生就读。十多位教师在戏台上办公，除班主任和教语文、算术、常识的教师外，体育、音乐、美术等副科也齐全。还有一位训导主任，专管学生操行。在他读高小的三年里，校长换过三任，都是村里的乡绅，各有个性。
这三任校长里，蒋达对办学特别有贡献。他在杭州安定中学受过办学培训，被浙江省教育厅派往嘉兴办学，可称得上教育的行家里手。抗战时期，他逃难回到家乡，当时的校长蒋培公主动让贤。他接任校长后，将学校名称改为“国民小学”。任职后，他首先组成“学校经济保管委员会”，把村里各房各支的乡绅，都吸收到该组织来担任主任和委员。接着动员全村各祭各社，捐出田来办学校，筹集近七十亩田作为校产。这些校产由“经济保管委员会”负责，租给农户，租金用来支付学校的各项支出。有了钱，蒋达开始在大源镇、新关等地方招募老师，使得蒋家村学校在抗战时期邻近各村镇学校停办的状况下，仍很兴旺。村里原已失学在家劳动的小青年也被动员回校学习。还有邻村失学的也到蒋家村学校继续学习，学生人数达到一百五十人左右，这些学生顺利读到中学毕业或高小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些毕业生有不少进了当时的富阳县政府和各部门工作，村里人因此颇为自豪。
除了文化课，蒋达还开展体育、音乐教育。蒋家村祠堂前的空地被平整成为操场，建了足球场，球场附近还有跳高、跳远等体育运动设施，每天下午学生都有户外活动。
教足球的老师是程潜耕，他原本是上海足球队的队员，因战乱回到大源。他有文化，有见识，被蒋达相中聘请到学校。
做了老师的程潜耕不忘老本行，打算在体育课上教孩子们踢足球。这一计划得到了蒋达的支持，于是请了东阳木匠，做了两个木质的球门，并买来和足球大小差不多的皮球，让孩子们在体育课上练习。程老师也挑选出了30多个孩子，组成了3支足球小队，每天让队员们比赛、切磋。这支农村小学的足球队，因为有程老师的专业教导，队员的踢球姿势、踢球规则都非常正规。当时，学校给足球队取了个名字，叫“一三足球队”。球队非常神气，有统一的队服：白色短袖、藏青色抽绳款的短裤、黑色球鞋，每次踢比赛，很多大人都会来观看，喝彩。
门一打开，故事涌出来
蒋达校长还创办了一个文化剧团，主要演宣传抗战的现代戏。后来蒋家村的大型越剧团，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的。另外，他还带着学生和家长共同创办了一个“提灯晚会”，每逢重要节庆，每个学生的家长，糊好各式灯笼，节日晚上，学生们就提着自己的灯，走街串巷，还在运动场上排练，全村人都兴高采烈来观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庆节期间也曾延续这个节庆活动。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学生数量猛增，祠堂容纳不下，在村口造了新校舍。一至四年级学生在祠堂读书，五年级以上到新校舍。祠堂里的厢房教室没有窗户，冬天拉起一块布帘挡风挡雨，雪花飘过来，飘进了孩子们的脖子里……
这个时期，天井、戏台都成了小学生的活动场所，下了课，祠堂就成了游乐场。后来，祠堂成为老年活动中心时，在里面活动的那些老年人，算算年龄，也大多是在祠堂里读过书的那一批人。
从蒋家祠堂里出来，走进村里的那些老台门。
蒋家村的弄堂里，原有的台门屋有五六十幢，且多半一处数幢紧挨，由小组合连成大群体。这些大多建于清末和民国初年的老宅，现在还有二十几座，它们的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是村庄发展的见证，就连老青石板上的水滴印痕，也都是村庄历史的句点，带着时间赋予的厚重感。
如今，那些旧有的，已经沧桑的老建筑，有的成了特色展馆，有的仍然住着不少人，他们能讲很多故事。蒋家村人的乡愁，就藏在村里的老台门里。
门一打开，人走进去，故事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