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饭店
外公退休好多年了，还是会去和平饭店和老朋友老同事见见面
我其实还没有看过《繁花》，但是我知道这部电视剧最近很红，而且带火了上海和平饭店，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小时候，外公带我去和平饭店的事情。
我的外公曾经是上海和平饭店八楼西餐厅的员工，在那里工作过十多年，当过侍应生，也当过调酒师。
他姓陆，是上海浦东陆家嘴渔村那边的人。外公是1919年8月13日出生的，但他讨厌自己的生日，他不喜欢“13”这个数字。侬晓得的，上海话“13”是骂人的话。
据长辈们讲，外公年轻时的长相很英俊，身高有1米8，脸型瘦长清秀，眼睛深凹，骨相很像香港早年的电影明星鲍方。
我记忆中的外公已经退休了，一头银发，头发总是打理得很整齐，还经常自己DIY染发。外公的个子在那个年代算高的了。我记得他经常骑一辆二八寸大自行车，那样的身高骑这种尺寸的车子刚刚好。有时车子后座一侧挂一个煤气钢瓶，他身体往另一个方向一倾斜，骑车时也能很轻松保持车子的平衡。这多半和他个子高有关。
那时我还不到10岁，假期里经常从杭州去上海的外公外婆家。外公会带我去他工作过的和平饭店。去之前他总是精心收拾一番，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抹上头油，头发梳成三七开，光亮可鉴。白衬衣也是老挺的，特别是衬衫领子，都是他自己用熬出来的大米浆糊，刷平烫挺，领头硬朗得很，还戴上暗花纹的真丝领带。
出门前，他也会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个公主裙，扎个蝴蝶结。有时也会带上我二姐（大姨妈的小女儿）。那时他应该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但一有空还是会去和平饭店和老朋友、老同事见见面。好像去和平饭店对他来说是很正经、很正式的大事。
他去会熟人的时候，有时会把我放在饭店底层大堂爵士乐酒吧的卡座上，给我叫一杯牛奶或者一块蛋糕，我就乖乖地坐着等他回来。白天的酒吧很安静，几乎没有人。
印象最深的是和平饭店的栅栏门老电梯，电梯门口站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门童，专门负责开电梯门，帮忙按楼层按钮。栅栏门上面会有一个半圆形的像钟表一样的数字标识，还有个长箭头指示数字。我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钟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表示电梯楼层的。
开电梯栅栏门的哐当声和安静的饭店大堂间，是我对和平饭店的最初印象。
听我妈妈说，外公会八国语言
外公是个出门在外极其讲究外表和仪态的人，这可能和他长期从事酒店工作有关。但他在家中却是典型的上海好男人。
外公外婆住在延安西路和番禺路一带的石库门，就在上海酒精厂的隔壁。外婆在房管局工作，平时很忙，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去附近人家租赁的公房收房钱。于是几乎所有的家务事都被外公包揽了去。
外公烧得一手好菜。做家务时，他总是穿灰色的中山装，外面罩一个围裙。他的拿手菜也都是家常的，上海人家常吃的烤麸、熏鱼之类，过年时会用煤饼炉做蛋饺皮和春卷皮。
蛋饺是用半个圆形不锈钢大汤勺做的。做前先把鸡蛋的蛋清去掉一些，在蛋液里加一些水和调料搅拌，这样做出来的蛋饺皮子金灿灿的。外公用筷子夹起一小块带点肥肉的猪肉皮，在大汤勺里抹一圈。煤饼炉的热气一上来，就听见勺子里“滋”的一声。取出猪皮，倒入一小勺蛋液，大汤勺一转，一张蛋饺皮子就做好了。
做春卷皮子也是。一坨面糊，在煤饼炉上的圆形铁板上转个圈也好了。上海人的春卷馅子一般分两种：一种是豆沙甜味道的，一种是烂糊肉丝。烂糊肉丝就是肉丝里加韭黄丝，还有豆腐干丝，再勾芡，入口后馅子糊哒哒、软软的，外面的面皮子则金黄松脆。
在外公家吃饭，他会教我们英语单词。他用筷子点着菜，“这个嘛是fish，跟我说，fish；这个嘛是tomato，番茄。”第二天上桌吃饭前，还会考我们一下。
我的英语启蒙就是在外公的饭桌上开始的。
其实外公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都是“洋泾浜”。平时工作用这种“洋泾浜”英语也可以很自如地应付外国人。上海话里本身也有很多“洋泾浜”发音，比如水泥地叫水门汀（cement），日光灯管的镇流器叫斯达特（Stuart）。
听我妈妈说，外公会八国语言。我觉得很神奇，也有点不可思议，可能外公是吹牛。前几天和同事聊天，他们说《繁花》里就有这个情节，电梯间的老门童会用二十几国语言问候外宾，让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哈哈，我外公也可能是这样的。毕竟是涉外宾馆，用八国语言和不同国家的人打招呼，没什么不可能。
我外公很喜欢我爸爸，因为爱屋及乌，也特别偏爱我
外公外婆生有四男三女，我妈妈是最小的女儿。
我爸爸是杭州知青，我妈妈是上海知青。1979年2月的一天，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场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受伤的人正是我爸爸。
我妈妈已经是怀孕晚期，在两名同事的护卫下，挺着大肚子，连夜出发，把后背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的我爸爸送到上海抢救。
就这样，当年5月我出生在了上海第一妇保医院。我妈妈坐月子就住在外公家，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之后，动完手术的爸爸带着我和妈妈搬到了上海万体馆附近的小旅馆住，一直到1982年我们回到杭州。
我外公一直很喜欢我爸爸这个女婿，虽然爸爸残疾了，一直坐轮椅。爸爸年轻时是文艺青年，他拍过一张照片，穿着高领白毛衣，还拿了一把小提琴。这张照片我外公一直珍藏着，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看，也给我看过。
因为爱屋及乌，外公也连带着特别偏爱我。小时候，我的表姐妹也觉得外公太偏心了。每次外公在和平饭店办完事心情都特别好，他会带我去淮海路的“红房子”西菜馆吃西餐。
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罗宋汤，一边吃东西，外公还一边教我西餐礼仪，刀叉怎么摆，右手持刀、左手拿叉子，如何交叉进行使用，餐巾放在哪里，后背要挺直啦。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在和平饭店吃西餐？那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价格老贵了，不是我们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吧。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酒店服务生，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天意
一般人家的碗橱放在厨房，但外公家的碗橱是放在他的房间里，是一只带脚的木头碗橱。
这种碗橱上下分成三格，最上一层是带纱的对开门，很通风，里面放剩菜剩饭；中间是两只抽屉，放餐具；最下面一层一般人家只放调味品，酱油、麻油、醋、老酒等等。
外公家的碗橱最下面一层除了烧菜吃饭用的各种调味品，还会有红方、黑方和一些别的牌子的进口威士忌、白兰地之类的洋酒，但每一瓶都剩下不多。所以碗橱也充当家中酒柜的功能。
但平时外公在家里是不喝洋酒的，只喝喝黄酒、啤酒。
细想来，也是当时家里买不起洋酒。那些洋酒是他退休后被其他酒店返聘当顾问，培训员工时剩下的，为了不浪费才拿回家。瓶子主要是用来给家里零拷酱油醋的。
外公高兴的时候，也会在家里利用剩下的洋酒，用简单的工具调酒给我们看。调好的酒有好几层颜色，五颜六色很好看。调皮的我会拿一根筷子搅一下，那些酒突然浑浊混在一起，过一会儿又会自动分层，但不是原来的那些了，老有意思的。
现在想来，应该是每种酒的密度不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做酒店服务生。我是浙江世贸中心酒店的第一批员工，当时岗位培训的时候要学习各种技能，餐厅礼仪啦，调酒啦。后来我被分配到西餐厅工作，和外公成同行了，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天意。
外公厨房的碗橱也是我的玩具柜和食品柜。二妹（二姨妈的小女儿）常说，外公偏心。因为他会把一些好吃的零食专门放到碗橱顶上，留着给我吃。
碗橱脚凌空的位置是放空酒瓶的，还有一个高尔夫球也放在那里，这些都成了我的玩具。外公有时候会用空酒瓶在房间里摆出保龄球的布局，让我们用高尔夫球击空瓶子。
这是假期里我在外公家最常玩的游戏了。
用三舅的话说，外公年轻时就是个在上海滩混十里洋场的，但我从大姨妈那里听到的，都是外公的好事体
有一个小秘密，我一直没有和我的表姐妹们说过。
1988年1月，放寒假的时候，我又去了上海。当时上海甲肝大流行。我家很多亲戚也得了这个病，大人担心孩子，就把没生病的几个孩子托付给外公，其中有我二妹。
听说板蓝根能预防甲肝，当时的板蓝根冲剂比黄金还贵，要有门路才搞得到。外公不知道哪里来的路子，搞到一批板蓝根冲剂。一袋袋，他用纸头包好，分成几包藏到棕绷大床下贴好，每天给我吃一包，而且是偷偷的，只给我吃，没有给二妹吃。
结果，我果真躲过了甲肝，但二妹得上了。外公真的是对我偏心，所以我记得的都是他老人家的好处。
我的舅舅、姨妈，包括我妈妈，对外公的看法褒贬不一。用三舅的话说，外公年轻时就是个在上海滩混十里洋场的，讲究穿戴，西装三件套，怀揣金表的那种“洋花花”的人，有时候不太靠谱。
但我从大姨妈那里听到的，都是外公的好事体。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人家吃不饱肚子。外公家七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挨饿，在外公的帮助下，很多弄堂里邻居家的孩子也都没挨饿——外公经常把和平饭店西餐厅里的吐司面包切片做三明治用剩的边角料带回来，分给自家的孩子们吃，也一包包送给邻居。
我对外公的记忆集中在我十岁左右，都是生活的场景。外公是家里的主心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年春节在上海，一桌子大人，一桌子小人，很闹猛。他去世后，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再也没有这样团聚过。
12岁时，外公来到江对岸的大上海跑码头，学手艺
大姨妈说，其实外公出身蛮苦的。他们兄弟姊妹一共四人，他排行老二，其中一个弟弟过继给人家当儿子，所以这个弟弟姓徐。
外公祖籍虽然是陆家嘴一带，但一直在川沙县龚路这里务农，这块地方离现在浦东的迪士尼乐园很近。家里老早就没什么铜钿，外公读到小学毕业已经很不错了。
12岁时，外公随我太外公到江对岸的上海市区跑码头，学手艺。他选择了洋务的餐饮业，当学徒，学做西式菜。
20世纪30年代，上海西式菜馆很多，尤其是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当时流行于上海的西式菜并不是正宗西餐，而是改良过的西式菜，炸猪排啦，土豆沙拉、罗宋汤啦，一般叫西菜、番菜、大菜。这些西菜馆也大多数是中国人开的。外公最初学习的应该是这类西菜馆的厨艺。
学徒期满后，他先去了一家不出名的小西菜馆当厨师。后来饭店倒闭了，外公用得到的遣散费，给外婆买了一枚金戒指。
1944年后，他去了位于静安寺路2004号（今南京西路2004号）的乐义大饭店，就是后来的华山饭店。最早这里也不叫“乐义”，而是叫皇家旅社（Royal Hotel），是意大利人开办的。后来搬到静安寺路，卖给中国人，才开始叫“乐义”。“乐义”，就是英语“Royal”（皇家）的音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乐义饭店变成了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机关事务招待所，主要服务对象和接待人员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这段工作经历外公很少对家人提起。我也是从大姨妈那里听到过一点点。外公因为形象好，个子高，会调酒，已经不做厨师了，主要工作应该是侍应生和调酒师。
外公老酒吃多的时候曾经提起，他见到过蒋介石，因为服务好，蒋介石还给了他一支金笔。对这个说法，我们都半信半疑。
不过，我倒是查到过关于乐义饭店的一则史料：1948年，在这里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国统区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法币狂贬，物价飞涨，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召集上海各大银行的首脑，在乐义饭店商讨货币改革。而他们准备用来救市的，就是后来加速其垮台的币制改革：“金圆券”。
1958年，调入和平饭店工作的外公获得了上海餐饮系统“红旗手”称号
1949年上海解放，外公仍留在乐义饭店工作。后来乐义饭店成为南京军区招待所。
1956年3月，为接待苏联海军舰队来访，上海市政府决定启用歇业多年的有“远东第一楼”之称的华懋饭店（1929年落成，和平饭店前身）作为外事接待的宾馆。华懋饭店更名为“和平饭店”，重新开业。
外公作为技术能手被调入和平饭店工作。调入后不久，他在上海市六大饭店的餐饮技术比武中得了第一名；1958年，外公还获得了上海餐饮系统“红旗手”称号。
在和平饭店工作的十几年，是外公人生的高光时刻。那时候工作人员的家属也可以享受一下职工的福利待遇。大姨妈说，每年春节，全家可以去饭店开一间房，洗一个热水澡，还可以在外公工作的八楼西餐厅看联欢节目，参加抽奖活动，特别难忘。
外公的后半生经历就有些坎坷。因为在国民党机关事务招待所工作的经历，1966年以后，外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来去了上海化工系统的一家工厂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金山地区筹建石化总厂，要聘请外国专家作指导，准备建一个接待外国专家的内部招待所。化工系统的领导听说我外公是和平饭店的老师傅，有外事工作的经验，就把他调过去了，专门负责培训外事接待人员。这个招待所就是金山宾馆的前身。
外公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培养了好多弟子，很受人尊敬。
退休后外公也没有空闲，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请他当顾问，培养酒店服务人才。外公一身本事有了用武之地，干得不亦乐乎。可惜，70岁过后，他得了肺癌，1992年，73岁的外公去世了。
外公的故事就是20世纪上海普通人家的平凡往事，而且跨越了好几个时代，从民国时期的老上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迎来改革开放。和平饭店在外公的一生中，就是“繁花”中最美丽的那一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