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前的刘飞
与合伙人詹金平在手语姐姐实时翻译系统发布现场。
刘飞通过试用辅助器具，站立起来。
如今的刘飞，日子过得安稳平顺。
口述 刘飞 整理 傅淑青
2014年7月24日晚，我陪客户去泳池游泳。地滑，我从跳台旁直接倒栽进水里，头上撞出血，脖子刀割般剧痛。
我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知道点急救常识，死命夹紧腋下，防止肺部呛水，为自己争取到了救命时间。
救生员把我捞到岸上后，我浑身无力，身子不听使唤了。大事不妙。我叫人打电话，让老婆赶紧来。我交代了公司财务状况和银行卡密码，并叮嘱：我要是变成植物人了，别念旧情，拔管子让我“走”。
交代好“后事”，我安心上了救护车。但我摔得实在太重，颈椎第6椎骨爆裂性骨折，神经严重损伤，医生直接给判了“死刑”——我瘫痪了，坐起来的概率为0。
这辈子，我算彻底完了。那年，我33岁。
创业本金有了，经验也有了，大干一场的时机到了
我叫刘飞，1981年出生，河南信阳人。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
2001年夏天，一家上市制药企业招业务代表。跟我一起面试的有五十多人，只招十个人。我用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打动了面试官，以实习生的身份应聘成功。我小时候体质不好，曾跟一位武术老师习武，练功很苦，老师总用这句话教导我。
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我选了千里之外的杭州。杭州有悠久的历史，有许多美丽传说，我最喜欢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了。可以说，我是慕名而来。
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天天骑着公司的自行车跑业务，很快把杭州跑遍了。夏天很热，短短两三个月，我从一个白面书生晒成了“黑人”，朋友面对面碰上我，不认识我了。
2003年，公司派我到北京，担任东北大区副经理，负责天津、北京、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的业务。
从实习生晋升到大区副经理，我只用了短短两年。这个年纪升到这个职位，放眼整个公司，也就两三人。
当时我想创业。公司待我不薄，但这里不能满足我的“野心”了。2004年初，我辞职回到杭州。
父亲觉得我在瞎折腾。他是机关干部，认为考编才是正道。我也放了狠话，要是在杭州活不下去，我宁可往钱塘江里跳，也不会手心朝上，跟家里要钱。
回到杭州，我在一家公司担任浙东区招商经理，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商业代理流通方面的知识。2006年，我被石家庄一家企业“挖走”，在浙江省区经理位置上干了5年。
到2011年，我的银行卡里已经有40多万，创业本金有了，经验也有了，大干一场的时机到了。经过10个月的筹备，我在滨江区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创业很顺利。我买了两套房、两辆车，很快步入小康。老婆全职照管家里和儿子。2012年，我们又生了二胎。
我记住了残联领导的话。我还年轻，我还有很长的路
在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我瘫痪了。
发生意外前，我还在想，再买套180平方米的大户型，给自己和老婆各换一辆车，车型我早就看好了——奥迪Q7和奥迪TT。
2014年7月24日，一切戛然而止。
动完手术，护士递给我一张报告单。我想接住，但眼睁睁地看着单子从手里滑到地上。从前，我可以卧推90公斤，摔伤后连一张薄薄的纸都拿不住了。
打电话拿不起，吃饭靠人喂，睡累了没法翻身，不能自主如厕，更别说坐和站。没有尊严，活着比死更难受。
住了三个月院，度过了危险期，我转去康复医院。
康复费一天5000元打底。公司由老婆在打理，但她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公司早成了“空壳”。康复治疗看不到头，积蓄眼看越来越少。
我想去死，彻底解脱，给老婆孩子多留点钱。可手脚没力气，我连死都做不到。
家人帮我申领了残疾证。拿到残疾证那天，我感慨良久。
我家住在滨江区。区残联知道了我的情况，一次次来康复医院看我。我状态很差，他们怕我发生意外，每次都耐心鼓励我，你要残而不废，残疾不代表没用，每个生命的存在都有他的价值。
我记住了残联领导的话。我还年轻，我还有很长的路。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积极配合康复治疗，每天拼命练抓球、拿筷子，做气压按摩，借助仪器站立，努力不让关节钙化、肌肉萎缩，咬牙熬过一天又一天。
2016年2月1日，我生活能半自理了，办理了出院手续。
离婚后，我兜里只剩下3000块钱
在康复医院，我不是异类，大家都是残障人士；出院后，才是更艰难的挑战。
我怕人家的异样眼光，这么年轻就坐轮椅，很自卑，天天关在家里，不肯出门。
家里突然多了个残疾人，什么都不会干，还要人伺候。老婆很不适应，我心情也不好。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我不想成为她的负担，主动提出分开。
10岁的老大留给前妻，3岁的老二留给我。但我连照顾自己都做不到，照顾孩子更不可能，不得已，请了居家保姆。
夫妻共有财产也做了分割。公司和家里的账户都没钱了，唯一值钱的，是婚后购买的两套房。一套高层电梯房，一套多层楼梯房。我行动不便，要了市场价值相对高的电梯房，但要补齐近180万元的差价。我和前妻约定分期付。
离婚后，我兜里只剩下3000块钱。要支付差价欠款，要给阿姨开工资，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小儿子。最难的时候，我只敢买一根排骨，一口汤都舍不得吃，全留给孩子。
生活也不全是痛苦。有一次，我坐着轮椅去菜场买菜。草丛里爬出一只小蜥蜴，阳光照在它的身上，鳞片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生命竟然如此美丽。
它忽然转过头，盯着我。四目对视的刹那，我想流泪。
手脚残了，我眼睛很亮，依然能看美好的东西；我耳朵很好，能听大自然美妙的声音；我脑子没坏，还可以做生意。
瘫痪后，我第一次庆幸自己还活着。
再说，我还有儿子。这么小的孩子跟妈妈分开，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能继续消沉？我要站起来。
我不再问，为什么老天待我这么不公平。我想通了，放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开始主动参加区里和市里残联组织的活动，还常和残友们相约出门。
残联对我很关心。为了让我的居家生活更方便，残联给我家进行了无障碍家庭环境改造，还向我讲解了残疾人创业的各项政策，鼓励我不要气馁，要越挫越勇，努力迎战困难。
老客户得知我这么拼，就用实际行动支持我
2016年8月，我重回公司上班。公司原有三十多个员工，我摔伤后，大部分走了，只剩一个内勤，三个业务员。
公司账户上一分钱没有。为了有流动资金，我抵押了房子。很多人说，刘飞，你胆忒大，亏本了房子就保不牢，这是你唯一的财产了。
但我总不能一辈子窝在家里，做个废人吧？我残了，但也想活出尊严来。
如果生意步入正轨，是老天给我的奖励；折了本、赔了钱，是老天对我的考验。
那时候，我的一双手只能勉强用力，握笔、按鼠标、打字，都不灵活。
最苦的是上下班。我没法独自外出。一大早，阿姨先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回家用轮椅推着我，到公司上班。家里到公司，走路半个小时。
正是杭州最热的夏天。瘫痪后，我除了腿脚不便，还有一个后遗症，不会出汗了。在烈日下稍稍一晒，就很快中暑。有时半路下雷阵雨，直接淋成“落汤鸡”。
我这个身体，只能每天两点一线。客户要洽谈，就约到我公司，或是推车走得到的地方。
客户很照顾我。我讲信誉，待人真诚，以前合作得一直很愉快。我受伤后，好些客户来医院看过我，过不来的就打电话。住院期间，我经常因访客多，被护士长“批评”。
老客户得知我这么拼，就用实际行动支持我。
年底，公司实现了收支平衡。第二年开始盈利，销售额一路攀升。
残了以后，我才知道尊严对残疾人意味着什么
事业步入正轨，我还是怕人家把我当成没用的废物。
去餐厅吃饭，去店里买东西，看我坐轮椅，老板二话不说，先叫人抬我进去。人家是好意，但我伤到自尊了。
这是残障人士的通病，不愿别人主动帮助自己。我有些残疾朋友，死活不肯接受他人的捐赠，宁可饿肚子，也不要怜悯。不是性格古怪，而是自尊心太强。
前段时间，我去给亚残运会的志愿者做培训，特意强调：看到残障人士滑轮椅爬坡，一定要多问一句：“需要帮助吗？”如果直接上前帮助,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残了以后，我才知道尊严对残疾人意味着什么。
以前老家有几个残疾人，小伙伴们总喜欢给他们取绰号。小孩觉得没什么，其实这是对残疾人最大的不尊重。
2017年，我买了电动轮椅，充一次电，能跑30公里。往左往右、向前向后，我都可以手动操控，再不需要阿姨推着我，行动自由了很多。
但好些地方还是去不了。到咖啡馆谈业务，街面和店铺有高低差；去商务楼签合同，楼前放着石墩；嘴巴干到起死皮，我不敢喝半口水，怕公厕有阶梯；冒险走小台阶,好几次摔得鼻青脸肿。
我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可还是没法体面活着。如果我能改变出行环境，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残疾人，都会活得更有尊严。
我想到了研发无障碍软件。
2017年，在全市的一次残疾企业家会议上，我认识了詹金平。他比我小两岁，因为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病根，行动需要拐杖。但他很独立，一个人读大学，一个人来杭州创业。当时他已经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规模不小。
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残疾人创业。唯一不同的，他是先天残疾，比我这个后天残疾，受过更多冷嘲热讽，自尊心更强。
当时，我在研发面向聋哑人士的手语翻译系统。残障人群中，聋哑人最容易发脾气。为什么？因为有话说不出，手语别人又看不懂。一着急，冒“火”了。
手语翻译系统，就是在连网的手机或电脑上，让聋哑人、健全人和手语老师实现三方视频通话，手语老师充当另两方的翻译。
我还有一堆计划，都围绕着残疾人的衣食住行。詹金平听了很感兴趣，表示要加入进来，跟我一起干。
2018年9月，我们成立了一家软件研发公司。我当董事长，詹金平当产品经理；我出钱，制定产品架构及研发方向；他出力，带着技术人员，把我的“脑洞”落地，转化为产品。
赚的不仅是钱，更是生命的尊严
说说很容易，做起来难。
光一个手语翻译系统，就折腾了三年。研发两次失败，投入的150多万元全部打水漂，我差点破产。
最后一次研发，投入60多万元，这回我们吸取了前两次教训，终于成功了。我们把这个翻译系统命名为“手语姐姐实时在线翻译系统”。系统后台全都是专业的手语老师，还有录屏功能，可以回放。
2021年7月，中残联领导来杭州考察，点赞了“手语姐姐”。我们信心大增，成立了专做无障碍系统的新公司，两年研发出十几款产品。
比如无障碍区域管控系统, 一刷残疾卡，挡车桩就会自动升降。如果大面积应用，坐轮椅的人群就真正实现了出行自由，不仅可以逛公园、逛街，我甚至期待，能坐着轮椅跑遍全中国。
我的一个盲人朋友，很少在陌生环境如厕，不是因为洁癖，而是找不到马桶。侥幸摸到，手也脏了。我们研发的无障碍导视系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小到一只马桶、一个障碍，大到一幢楼、一条路，都能自动语音播放。
一个树人大学的高才生，因一场车祸成了残疾人。他会平面设计，打字速度也很快，可没一家公司要他。濒临绝望的情况下，他在我们研发的无障碍智慧文宣系统，找到了一份线上客服的工作。
会作图、会直播、会写文案……有一技之长的残疾人都可以把简历挂到这个系统上，有买家点单后，就能赚取劳务费，实现居家就业。
没有一个残疾人不想赚钱，哪怕只赚一毛钱。赚的不仅是钱，更是生命的尊严。
儿子们从没有因为爸爸是残疾人而自卑，反而以我为荣
我看到新闻，有残障人士点赞杭州亚残运会的无障碍环境：“这座城，如此温暖有爱。”这里也有我出的一份力。亚（残）运会筹办的过程中，我被请去指导过，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指导什么呢？就是亚运场馆、亚运村和奥体中心的各类无障碍设施，设置得是否科学，盲文标注是否正确，都是一些很小的只有残疾人才会关注的细节。
我是残疾人，但我绝不是残废，我兑现了生命的价值，社会也给了我极大的肯定。我当选了“最美杭州人” “自强创业之星”等荣誉，成为民革党员，担任杭州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滨江区无障碍促进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我还以企业名义，陆续捐赠60余万元的康复器械和护理物资，委托杭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机构，把这些东西交到了有需要的残疾人手中。我不需要对方知道我是谁，只要能感受到社会的爱和温暖，好好活下去。
有位知名专家看了我摔伤时的报告单，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应该还瘫在床上吧？我开着轮椅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连连赞叹，说我恢复得好，夸我了不起。
大儿子虽然不在我身边，遇到难题，他会给我打电话，要么跑来找我聊天。小儿子也很乐观。他们从没有因为爸爸是残疾人而自卑，反而以我为荣。
身心健康是连在一起的。心态好，我身体都好了很多，吃饭、刷牙、洗脸、坐卧，我都可以自理了。双休日，我还亲自做饭给孩子吃。
我听说有个因车祸撞坏双腿的小姑娘，有一天，一个炸雷吓得她直接站起来，双腿不治而愈。
一位瘫痪的老太太独自在家，眼看烧开的粥要溢出来，她一急，自己下床把锅盖打开了。
说真的，如果不摔伤，也许我会赚更多的钱，也许日子过得安稳平顺，但一定没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更不会去想人要怎么活，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上面这两个例子听上去玄乎，但我仍期待，这些奇迹也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我的心里有盼望，更有对生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