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去湖州长兴看一块刻石，因为抵达时还早，我便照例先去了当地的博物馆。长兴的博物馆就在太湖边上，大湖如海，望见大雷山在湖中，优美壮美兼有。环太湖的文化圈让我感到亲近，很多文物出于长兴港，石器、玉品，同出一脉。细细品味，有些原始瓷与釉陶可能就产自德清萧山一带。
有一件标识为商原始瓷（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的圈足双耳罐很有意思，出土地点为长兴港，但已变形，向右瘫倒下来。这可能是湿坯没有干透，而窑温又不稳定造成的吧。相对于成品，这肯定就是窑场的次品，但居然出现在长兴港。长兴港附近并没有此类窑址遗迹，那么残次品为什么还要输送出去？我尚见过窑裂的原始瓷也出现在墓葬中，出土照片与博物馆陈列很清楚地表明在送达之前、出窑之后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就说明定烧者对整批用品有宗教与葬俗上的考虑？这当然仅是我的猜想。
另一件西汉居摄三年（即公元8年）的陶罐，刻了两圈字，是湿刻，也就是烧之前就已经刻好了。这样的陶罐实际介于陶与瓷之间，多记为釉陶，此件釉面几无，但文字很清楚。因为是环刻，我在博物馆只能看到一大半字，另一个角度的照片由师友发我。查资料时看到有先生释为：“此人为是鸠大二日利千万辟不羊平石（此行文字后绘有二人形象及疑似犁田工具）；下行：居摄三年（公元8年）正月丁卯所为长阿（此行文字后绘有龙纹及四鸟图案）”。
我首先确认漏了一个器字，且“鸠”与“二”两个字应该不对。经与叶先生伊先生讨论，确认为：
“此人为是垠大工，日利千万辟不羊，平石，居摄三年正月丁卯所为长阿器。”
文字内容确定了，就要确认是不是冥器了。所谓冥器，指的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烧制目的就是为墓葬准备。中原陶罐相对好辨认，但南方釉陶与原始瓷的情况略复杂，而且，实用陶瓷器也能后刻文字改变属性成为冥器。
与平常古砖上“某某墓”“某某椁”，又或者有“葬”字不同，这铭刻的内容并没有显见这方面信息。叶伯瑜先生说南京出过有“造起作大工”几个字的墓砖，“大工”二字应该就是造墓的意思。确认为“垠”字的伊莲先生认为，垠通茔。这样才迎刃而解，这是定烧的冥器。
这样的情况是极罕见的，中原陶罐上铭刻很多，但南方原始瓷与釉陶上却很少有铭刻，因为硬度普遍高于北方陶器。若没有特别的要求与情况，刻字会影响美观，烧后刻当然极难，近似碾玉。所以无论烧前烧后，南方原始瓷与釉陶上刻铭情况都远远少于北方陶器。
既然不具有普遍性，那就是特别情况。“居摄三年正月丁卯所为长阿器”中的“长阿”是不是人名呢？存在可能，又很难确认。我们看到“平石”与“此人”之间有划刻的三个人像，离“石”字近的是一个持长剑的人，中伏地一人，左持戟一人。这在汉画像的体例中不算难解读：持长剑为主人公，受来人伏拜，又有门卫守护。这样我们是不是能理解为墓主长阿是一个武将？
“平石”一句，石是容积，叶伯瑜先生认为他的本意是说这个罐子能装一石，但我目测，应该是不能的。这就与“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是一个“意有之”的概念，不是实际容量。同样的，罐上的汉画像内容也是“意有之”，不能就此确认是墓主的生前情况。比如很多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有权力与富贵的内容，但实际墓主达不到画像上的情况。这是汉代墓葬文化的统一特点，不分南北。
这件珍贵罕见的罐子就很安静地置于太湖边博物馆中，是汉代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映，在书法史陶瓷史都有一定地位。更深层地说，能看到汉代中央政治文化对浙江的影响，这个人很可能本身就是北方来南方做官吏的，南北融合中，留下了这件不起眼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