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伯近照（小图为毛大伯父亲毛尹）
毛大伯报料的报纸新闻
口述 毛瑞虎 整理 何鸿凌 倪梦萍
我是毛瑞虎，江湖人称“毛大伯”。在杭州的新闻圈里，报料人“毛大伯”还是挺有名的。我报料的新闻，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每一张报纸，我都保留下来，叠起来有1米多高。
我也给“倾听·人生”报个料，就是我爸爸毛尹的传奇人生。
爸爸的英语老师叫赵济猛。赵济猛是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按照毛氏家族辈分，我爸爸叫毛恭锵，学名毛雪艇，1906年出生在宁波奉化岩头镇石门村。爷爷毛谦璋育有三子三女，我爸爸是长子。爷爷家道中落，就把我爸爸过继给了事业发迹的长兄，我们喊“大爷爷”。
大爷爷在奉化大桥有盐货店，在溪口有柴铺。爸爸过继后，衣食无忧，还能去奉化、宁波读中学。
爸爸在启明中学读书时，英语老师叫赵济猛。赵济猛是中共五大代表，是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28年1月9日在杭州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赵济猛精通中外历史，知识渊博，他在学生中组织“青年读书会”，开办“流动图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主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赵济猛在奉化大桥金沙滩召集群众游行，爸爸也参加了。
一天晚上，赵济猛叫我爸爸和其他几个同学到校园散步。名为散步，其实是启发他们办“十月读书会”，意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一起读革命书籍。爸爸写了读书会的宗旨和守则，特地到九芳斋书店用梅红纸印刷出来。
后来，读书会的七位成员，全部成了宁波地区的革命骨干。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爸爸被警察抓了。大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跑到警察局交涉。大爷爷说，毛家和蒋介石有族亲关系，当年军阀孙传芳要抓蒋介石，毛家还出手救过。
我爸爸才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了。
爸爸收到共产党的小册子，就让大家公开评说
中学毕业后，爸爸当了教书先生。
1929年，他到柴桥中心小学任教时，校长王仲隅是地下党员。
当时柴桥小学图书馆的马列主义书籍很多，大部分是王校长从上海的书店以“后门货”购来的。国民党政府要来查封，学校连夜将全部“禁书”重新编号，藏在地板下，躲过一劫。
1931年下半年，爸爸到镇海灵山中心小学任训育主任。
和柴桥小学一样，灵山小学也是镇海的“红角”，常收到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内容有“国际形势”“目前战情”“华北抗日”“当前任务”等。寄发邮局有上海的，也有宁波的，但不具详细地址。
爸爸收到后，就让大家公开评说。这些小册子，有的在评说后当场销毁，有的被藏在校内春霭楼的墙洞里。
在灵山，爸爸试行过新式的道尔顿体制（一种废除班级授课制的教学法，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发展其个性），也研究过陶行知教育法，推行小先生制，每个高年级学生回家教不识字的父母、亲友，效果很好。
当时有体育老师毒打学生，起因是学生没礼貌。爸爸说，你毒打学生更不礼貌，应该反对。事后，爸爸收集了各教室的“戒尺”“教鞭”，当作“耻辱”高悬在学校礼堂上方。
从这以后，尊师爱教成为灵山的校风。灵山出去的学生不仅学业程度高，也都很正气。
我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爸爸的学生都会带礼物来拜访。他们有的是省领导，有的是著名音乐家，还有翻译家、物理学家。但都很恭敬地叫我爸爸“先生”，然后坐在一起唠家常。
听爸爸的学生讲，当年灵山的礼堂墙壁上悬挂着一副对联，写着“处处有知识，人人是教师；时时动脑筋，天天做笔记”。
那是当时校园的真实写照。爸爸总是和六个同学围坐一张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课。他把书本上的诗句融入生活场景，见物讲物，这样一来，知识的传授面大大超出了课堂。
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向茅洋山逃来。爸爸和王乡长决定，收容这批难民
1937年，我爸爸调到岩一乡林头小学任校长。
岩一乡的乡长王宝财，泥水工人出身，很有正义感，爸爸很快和他交上了朋友。
抗战爆发后，岩一乡成立了抗日救亡工作团，王宝财任团长，我爸爸任团附。乡里15岁到25岁的青少年都踊跃参加。王乡长动员大家：“抗日救亡要有力量，光是靠嘴巴叫叫喊喊是不行的，我们要组织一个大刀队！”
他发动群众捐献废铜烂铁，叫来铁匠打了三十把闪闪发光的大刀，挑选身强力壮的团员编成一个大刀队，由体育老师每天早晨集训，使队员练就一身英勇杀敌的本领和气魄。
1938年7月，日寇第一次登陆镇海，大肆疯狂烧杀。逃难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向茅洋山逃来。我爸爸和王乡长决定，收容这批难民。当即通知茅洋寺和灵峰寺的和尚烧粥供饭，并派大刀队巡逻护卫。
陆续到来的难民有340余人。王乡长向镇海县政府送去报告，请求接济，政府却置之不理。王乡长和我爸爸便组织体强力壮的难民，来到海边港口去堵截、查扣奸商资敌的粮食和物资。对难民中有手艺的木匠、泥工、裁缝和教师，则介绍他们去做临时工和代课教师。
经历了马列主义熏陶、大刀队的训练之后，爸爸有满腔革命热情
我妈妈冯曼如是杭州人，大家闺秀。我的外公是小有名气的律师。而我爸爸只是宁波山沟沟里的毛头小伙子。
我舅公去镇海做教育督办，检查工作时认识了我爸爸，觉得这个小伙子长相英俊，又有文化知识，就介绍我父母认识。
1937年，他们结婚了。婚后，妈妈也到灵山小学当了语文老师。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爸爸随着逃难的群众，带着一家人回到石门老家。
当时除了日寇，国民党的败兵、“杂牌军”、土匪，三五成群到处串扰，可谓“山上匪事猖獗，山下游杂横行”。
面对这一乱景，何去何从？千头万绪之际，我爸爸决定先将我妈妈和我哥哥送到杭州，自己和生病的我奶奶暂住石门家里。
没想到，战乱时期，一家人一别就是八年。
石门的匪患日盛嚣张，大小土匪有几十股，成日下山入村，杀人放火。我爸爸晚上上山避难，白天下山，为受枪伤的村民急救治疗。
百姓苦匪患久矣，情绪都很激昂，提出由我爸爸建立一支队伍，既能抗日，又能打土匪。爸爸虽是文弱书生，但经历了马列主义熏陶、大刀队的训练之后，满腔革命热情正无处释放。
一支40余人的“石门青年抗日志愿队”成立了，爸爸任队长。
组织起来的抗日志愿队虽然武器破旧，但对抗日救国、剿匪锄奸起到了震撼作用，当地土匪很快绝迹。但志愿队遭到国民党官员的诬陷，并被收缴武装。
不久，四明山党组织派爸爸的老同事江圣泗、毛潜安，持中共鄞县县委的字条来到石门。字条上写着：“闻你部队被缴械，深为愤怒，希你即来四明山，愿来的队员都带来。”
这张革命战友送来的字条极大地鼓舞了爸爸。1942年8月，爸爸的抗日志愿队决定前往四明山。他们化装成割稻农民，分批通过敌伪军三道封锁线，来到四明山鄞西梅园，正式参加了革命。
同年10月，爸爸经寿文魁、江圣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纪念自己的新生，爸爸把名字改为“毛尹”，并一直用到了去世。
哥哥才9岁，不明白“共匪”是什么，但仍祈求上天能保佑他的爸爸平安
爸爸所在的抗日队伍逐渐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重要力量。当时浙东老百姓都说，延安有个大朱（德）毛（泽东），浙东有个小朱（之光）毛（尹）。朱之光是浙东游击队的大队长。
再说我的妈妈和哥哥，到杭州外公家避难不久，外公去世。之后，妈妈靠教书和打杂过生活。
1946年，我哥哥毛瑞龙在放学路上，听到报童在叫喊《东南日报》“号外”，上面写着“全省通缉共匪毛尹（原名毛雪艇），重金悬赏十万大洋”。
哥哥大吃一惊。毛尹的名字，他没听过，但毛雪艇是他父亲，他知道的。他慌慌张张将“号外”拿到家里给母亲看，母亲小声告诉他，不要和任何人讲，否则要招来麻烦的。
哥哥才9岁，不明白“共匪”是什么，但仍祈求上天能保佑他的爸爸平安，不要被抓。
其实，父亲当时北撤，不在宁波了。敌人不知道，是朱之光同志仍打着毛尹原来部队的番号。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爸爸委托战友在杭州孩儿巷116号找到我妈妈冯曼如和我哥哥毛瑞龙。
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到城站火车站。当时沪杭铁路部分路段不通，母子俩坐火车到海宁硖石，随后换坐清洗过的木粪船走运河到松江，再转敞篷货运火车到上海老北站，由我爸爸的二弟护送到上海龙华生生牧场。爸爸在那里任大队长。
一家三口在阔别八年后团圆了。爸爸抚摸着哥哥的头，一再端详，眼泪夺眶而出。离别时儿子才4岁，现在已是12岁少年。
哥哥也看着爸爸很久很久，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有关“共匪毛尹”的担忧和疑惑顿时烟消云散。他看到的爸爸是那样慈祥和可敬可爱。
“因为革命胜利了才有一家人的团圆”，这是“最最幸福的时刻”，我哥哥后来告诉我。
爸爸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法官
我出生于1950年6月。我小时候，杭州有很多公共浴室，爸爸常带我去搓澡。帮爸爸搓背时，我看到五处触目惊心的伤痕。我只知道爸爸的脸上被炮弹炸伤过，从不知道他的身上也有伤。
第一次注意到爸爸背上的伤疤，我吓了一跳，指着爸爸的后背问，“你后面怎么有这么长的疤？”爸爸轻描淡写地说，被国民党的炸弹炸的。
自打我懂事起，家中常有爸爸的三五好友来做客，和爸爸话家常、忆革命往昔，我时常坐在一旁听。在他们的闲聊谈话中，我知晓了爸爸身上伤疤的来历——解放战争期间，爸爸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山东滕县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的战斗。在滕县战役中，爸爸正在战场上对被俘国民党官兵训话，突然遭到山炮袭击，身负重伤。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爸爸被选派去当时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进修，他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法官。
上世纪50年代，杭州有过一个“中城区”，东到环城东路，西到西湖边，北到庆春路，南到清泰街，是杭州人口最多，最繁华热闹的地区。
1957年，中城区撤销，和上城区合并。中城区的法院也并入上城区人民法院。次年，爸爸调任院长。
那时候，我正上小学。放学了，常去法院找爸爸，因为也只能在法院找到爸爸。有时候是母亲让我带饭给爸爸送去，有时是许久未见爸爸，我想他了。
爸爸那时几乎就住在法院里。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简易的绿边床，办公晚了，他就在这张床上过夜。
他见我来，打招呼的时候，也是低着头写字。我爸爸对我说，他的笔是人命关天的，要对犯罪的人依法量刑，不能有一点差错。
现在怀念爸爸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他办公桌上那盏蓝色灯罩的台灯，爸爸埋头在台灯下审阅案卷。
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成为北海舰队的一名航空兵
爸爸教育我，要在部队里好好锻炼自己，为祖国作贡献。我很刻苦，在太阳底下学射击，托着砖头直到手能不抖。
我得到了“特等射手”的称号。
1973年，爸爸在北京开完政法工作会议，回杭途经山东，特地来北海舰队看望我。我们父子俩在青岛海边的松树下合了一张影。
在我当兵的第二年春天，山东胶县洪水决堤，把附近的稻田都淹没了。作为班长，我接到命令，连夜冒雨行军赶到堤坝边。
河水冰冷，但暴雨当前，我带头跳进湍急的河里。激流都快把我冲走了，我们班的15个战士赶紧跳下来，把我拉住。
战友们手拉着手，筑起一面人墙，用身躯挡住激流，为其他战士用沙包堵住缺口创造了条件。
两天一夜，缺口堵上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天我们吃的是干地瓜饼和大葱。
第一次和新闻结缘，是《杭州日报》记者敲开了我的家门
2010年我退休了，开始了新的事业：新闻报料。
第一次和新闻结缘，是2009年11月的一天雨夜。《杭州日报》记者刘伟和李忠敲开了我的家门。他俩全身衣裤都被雨淋湿了，一进门就采访我6岁的外孙周全。
李忠打开手提灯光，选好角度不停地拍摄外孙喜欢的变形金刚玩具。外孙要把这些当时价格不菲的玩具和更多小伙伴无偿分享。
11月13日，《杭州日报》以《50多件变形金刚玩具 小周全想与伙伴们分享》做了报道。当天我在报亭购买了多张报纸收藏。
从那以后，只要走在街上，我的手机镜头总是“时刻准备着”，看到街上有消防车出动，我第一时间就拿出手机录像，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新闻的瞬间。
这要归功于《杭州日报》2014年办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之前，我都是打电话报料，有时候一个电话要打十几遍。学会智能手机，我和记者联系方便多了。
我算了下，我一年报料的新闻有近200条。刊登这些新闻的每张报纸，我都保存了起来，垒了厚厚一叠。
为了找新闻，我坐地铁，挤公交，再远的地方都去。记者吃饭没定时，我就给采访的记者买牛奶面包。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热心，是不是为了拿点报料费。还是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了解我，“他呀，什么地方都像他爸爸的！”
我只要一天不做新闻报料，就浑身难受，而且答应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去。我还加入了杭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做劝烟志愿者。
去年夏天，连续几十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顾不上烈日就起身出发。等车时，我突然狂吐不止，缓了半小时才缓过来。
去医院一查，是胃癌。2010年还只是萎缩性胃炎，没曾想十年间，整个胃都癌变了。
我知道原因，这十几年跑新闻，饮食不规律导致的。我亏欠了自己很多，也亏欠了老伴很多。
生病后，我还是停不下来。老伴常说，“唉哟，你现在都生病了，知不知道？你吃不消，你没有这个精力，你知不知道？”
我都是嘿嘿一笑。
我在和平环境下长大，深知没有父辈们的英勇牺牲、南征北战，就没有我这么好的生活条件。
我爸爸生前写了很多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人生。我看着在家里堆叠如山的报纸，每份报纸上都记录着“几月几日几点几分，毛大伯来电”，我想，这对我的人生也是一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