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琦敏
两千多年前，《史记·河渠书》开创了后代官修史志撰述水利专篇的典范，堪称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司马迁在记述了自上古至秦汉时代的重大水利事件后，写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除水之害，兴水之利，自古皆然。对于杭州而言，水是生命之脉，亦是这座城市的灵气之源。一部《杭州市水利志》，再加一部《杭州治水简志》，也就构成了杭州版的“河渠书”“水经注”。
兴修水利 代有所为
八千年前，跨湖桥先民排水辟田；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兴建堤坝。先秦以来，杭州兴修水利，更是不遗余力，代有所为，开运河、治苕溪、浚湖陂、修海塘……始建于东汉的余杭南湖和西险大塘、贯通于隋代的江南运河、始筑于唐代的余杭北湖、开辟于宋代的萧山湘湖等水利工程，千载不废，至今仍发挥着防洪、航运、灌溉等重要功能。而唐代开引西湖水入城的“六井”、所筑西湖之堤“白堤”，五代始筑的“钱氏捍海塘”，清代的钱塘江鱼鳞大石塘等水利工程，因守护杭城千百年来的岁月安澜，总是令人怀德景仰。
在历史长河中，杭州官民与水抗争、对水治理、借水发展的智慧与才华，是杭州治水的独家记忆，滋养着杭州的人文情怀，联结起白居易、钱镠、苏轼、杨孟瑛、李卫等人一脉相承的治水功业和精神感召。十年前，杭州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如今，河湖长制在实践中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但其实，翻阅两部志书的大事记部分，我们会发现，那些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兼任“河长”“湖长”的官员数不胜数，不止有“苏轼”。
前仆后继 争当“湖长”
比如，“程门立雪”中的主人公杨时，就有两条大事记。一是他在余杭当县令时，不畏权臣蔡京，阻止他欲占余杭南湖形胜之地以葬其母，守住了南湖。二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近花甲的杨时又调任萧山当县令，当时县城周围农田易涝易旱，连年遭灾。杨时率领百姓，历时一年多，“筑堤围成湘湖3.7万亩，周长80公里，灌九乡田14.68万亩”。湘湖，由此“出圈”。在这位“湖长”的影响下，此后的地方官员前仆后继争当“湖长”。
再如，《乾道临安志》的编撰者周淙。熟悉的名字让我驻足细读，才发现他也是位矜矜业业的河湖长。南宋乾道三年(1167)五月，周淙任临安知府。眼看着临安城内，因居民日增，河流狭窄，行舟不畅，周淙便请求对河道开展治理。他先组织政府出钱，召集民众，浚治城内外运河，疏通淤塞，计6250丈。同时，又设立巡河办公点30处，撩河船30只，以此加强日常管理与浚治。“人谓其计虑深远，以治办称之。”“治办”的意思简单来说，便是“干得不错”，要是放到现在，估计会被授予优秀河长奖的光荣称号。治理完河道，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治理西湖。当时的西湖是杭城最大供水源，却遭到严重的人为污染，此前虽多次下令，禁止向湖里倾倒秽物，但收效不大。周淙奏禀宋孝宗降旨，“增设撩湖军兵一百人”“禁止抛弃粪土，栽植茭菱，及浣衣洗马，秽污湖水”“或有违犯者，许人告捉，以违制论处”。这样看来，周淙除了自己当河长，也欢迎民间出现河长，参与其中，保护饮用水源。在疏浚西湖的同时，他又修葺了引流西湖的唐代六井，为城内百姓饮水提供了保障。
也是这样一小段历史，让我们感受到，从一千两百余年前唐代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建六井，解决百姓饮用水咸苦之难事，到如今润泽民生的千岛湖配供水工程，让杭城百姓喝上家门口的“农夫山泉”，这一路走来，杭州的饮用水“有点甜”之路，跨越时空，向我们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
记载史册的“河长”还有许多。杭城百姓也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铭记着他们，或立碑题刻，或修祠造景，或以其命名堤坝等等不一而足。萧山有句俗语，叫“沿江十八庙，庙庙供张公。”这位张公，便是北宋朝廷命官、萧山人张夏，他开创性地以石塘代替土塘和柴塘，筑成坚固的海塘防线，深得民心。他殉职后，历朝念其修堤功绩，多次追封。从此，这位治水英雄便被沿岸百姓敬奉为“潮神”，一直铭记至今。在萧山衙前，距离古海塘不足百米的“张夏行宫”，成为历代百姓祭祀张夏的主要场所，而延续千年的“张夏祭”也被列为第七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回望历史，从大禹治水定九州到如今，四千多年来，我们跟水的博弈、共存，从未停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治水也仍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