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一本书叫《列女传》，成书于西汉，据说是刘向编的。“凡八篇，以戒天子”，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书。意思也很清楚了，是提醒皇帝不要沉溺淫乱的书。但另一个角度，也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多少书都在历史上消失了，这书从宫廷到民间，居然两千多年不绝，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做了各种工作。到明代万历年间，安徽歙县人汪道昆所编写的《列女传》，是在西汉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编写的版本，这部《列女传》共有十六卷，增加了很多内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主要是这个版本。明清时代的县志上多有《列女传》一章，讲本县的列女。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这是一块西晋越窑的残瓷底，定名为：“西晋越窑鲁秋洁妇选文刻铭”。为什么这样定呢？因为残瓷底上有湿刻铭文（文字在瓷坯没有烧之前就刻上去的），从器内底上迭烧痕迹推测为大钵一类，大敞口。这样大的器物，虽然里外都有釉，但底上没有，是划刻铭文最好的地方，也不破坏青瓷整体的美感。从西汉到三国末，《列女传》文本当有所变化，表现在瓷铭上，按位置面积大小，选文刻铭就可能在行文上有别，所以推测为选文。
关于刻铭文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见桑后妇，大好，乃身见，桑家有女郁，自大哙也。”这和《列女传》鲁秋洁妇的场景内容完全一致。简短几句话，首先是见到采桑的妇女，觉得非常漂亮（大好），所以就接近、出现在她面前（乃身见）。在地里采桑的女子这样芬芳美好（桑家有女郁），实在是太让人快意和开心了（自大哙也）。有一个逻辑递进的过程，并非是看到女子就开始调戏。与现存版本比，此瓷铭的描写远远胜之，文学魅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种是，“见桑后妇，大好乃耳，见桑家有女郁，自大哙也。”此意见认为“乃”后一字为“耳”，非“身”。郁为“郁愤，郁怨”，哙则同“愧”。此解释基本就将鲁秋洁妇的事件描写完备了，就是把故事讲完了：见到桑林中的美女，因为有调戏的行为，所以这个妇女感到郁怨和愤怒。
“乃”后一字是“耳”还是“身”，有探讨的余地，所以两说都作存。而此铭文为《列女传》鲁秋洁妇的故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好好的一本书，书上内容怎么就刻到青瓷上来了，还是很小的一段文字？袁仲一先生认为是变文，开始我也持这样的意见。这就要说到书在古代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了。读书人看书，普通百姓就听人唱，传播可以很广泛。但传唱，就需要对原文有一定的改动，这就是变文，也就是传唱文学。但此刻铭并没有太多口语的意味，所以说选文更合适一点。
很多朋友认为是制瓷工人听到了这样内容的传唱，就选了一段刻到了尚未烧的青瓷泥坯上面。但当时的制瓷工人是否具备了这样书写记录、甚至还要根据位置和大小进行改编的能力呢？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晋时候从北到南逃难的人口中，有文化的阶层定烧了这样大而精美的青瓷，并亲自划刻了以上内容。因为北来的很多是山东人，选刻来自山东的列女故事也是很正常了。
我们回过来看鲁秋洁妇明清版本在这片西晋青瓷上的相关内容：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愿托桑荫下，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
很清楚可以看出，瓷片上的铭文更简洁高古，和《世说新语》的文风比较接近。我们能看到的明清版本基本是小说式的，多是说教。而从这片青瓷上，我们似乎能窥见汉代原文的实际面貌，朴素隽永的文学特点，也是宋之后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然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尾：“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遂东赴河。”妇女自杀了。这是说教需要的结果，并不是汉晋人所想。区区一片青瓷上的文字，完全超越了宋版古籍，这也是金石的温情和魅力。
（本文写作中与叶伯瑜、张驰、袁仲一先生讨论释文，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