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给伙伴们拍的合影，前排中为欧阳奋强。
《开宴时间已过》，1988年5月1日摄，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活》，1994年冬摄。
94岁的刘婆婆（右）说：“谢谢你，我也有大照片了。”
老山前线中越18号界碑。左为游支健，右为“小田娃”。
口述 游支健 整理 叶小果
27年后，看到被我偶然拍下的一张黑白照片，刘清付特别高兴。
照片里是1994年寒假，成都天府广场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前，刘清付戴着老式的大框眼镜，系着围巾，站在自行车旁，正招揽家教生意。那一幕，被当时在街头拍照的我记录下来。
2021年11月2日，那张照片出现在我的摄影作品展上，被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张虹老师看到。她帮我找到了照片的主人公刘清付。
第二天，我把那张照片洗印，放大，装裱，亲手送到刘清付手中。
刘清付是四川仁寿人，1994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前身），读了5年。他利用寒假在街头支起一个小摊，做家教挣些钱。
那时候，兼职做家教是大学生勤工俭学的风尚。天府广场有许多书店，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看书购书。刘清付就把小摊选在通道上，用毛笔在过期挂历背后写上斗大的隶书：家教，再用塑料夹子固定在自行车上。
大学五年，刘清付教了上百个学生。毕业后，他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工作。隔了27年，接过我送给他的这份岁月礼物。
他说，这张照片会一直放在办公室，用来激励自己，像大学时一样，艰苦创业、积极工作。
那些照片上了照相馆橱窗的人，都高兴得很，专门介绍朋友去观看
我第一次接触相机，是1970年，刚读初中。
一位邻居是工艺美术社的设计师，经常和摄影圈的朋友摆龙门阵。我在旁边听，他们也不撵我，有时叫我跑腿买东西。
我对相机越来越有兴趣。但那时穷，拍照不容易。
我姐夫是照相馆的。他修好一台海鸥4B，当时最低档的入门相机，允许我拿去用几天，算帮忙调试。
我从小手巧，自己做了闪光镜。学校组织学工，有了一点钱。我和同学捡废品卖，又换了一点钱。那时几角钱就可以买一卷胶卷了。
周末放学，我们一群耍得好的同学悄悄约好，第二天去九里堤苗圃春游。那是1970年。我高兴极了，拍下了人生中第一组照片。我居然会拍照！其实构图、光线这些，当时我啥也不懂。
我把相机保护得很好，拍完以后赶快还回去。又让姐夫帮忙冲洗胶卷，但没敢再放大——太贵了，放不起。
同学们看了照片，都喜欢得很。班主任也知道了，却批评我们不好好学习，男女同学勾到一起乱耍。但我们就是爱耍。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同学情谊不减，又到当年的九里堤花圃一起游玩、拍照。
1973年，我下乡去了绵阳地区的江油县。那是“诗仙”李白的故乡。每年秋收完了，我回成都休息。
我爱往街上跑，最爱溜达春熙路上的照相器材商店和各家照相馆。庐山相馆有个史师傅，拍照很厉害，我专门跑去看他的橱窗。后来和他熟悉了，还向他请教。
那个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人们心态平和。那些照片放大了、上了照相馆橱窗的人，都高兴得很，专门介绍朋友去观看。
有了相机，我支上三脚架，给小伙伴们来一张合影。其中有一个小弟娃就是后来《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975年，我被招工到中石油的四川5002钻井队，在成都的蒲江县，分配我当炊事员。这活不累，但我心里总惦记着摄影。
一年不到，我调到了钻井队的俱乐部，负责给职工们巡回放电影。领导说，这个小伙子脑瓜灵光，有文艺“细胞”。
那时，一部电影要放很久，有一号机、二号机，要注意换片。我的眼睛基本不看机器，只注意听机械声。看银幕，也不留意剧情，只看画面构图。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争取成为矿区宣传部外宣干事，这样可以离摄影更近一些。
每次从井队回成都，我都忙着“打街”不歇脚，拿着借来的相机到处拍照。
搞摄影，存不到钱。胶卷贵，冲洗贵，相机也贵。幸好石油行业工资还行，每个月有30多块。1977年7月，我拿出所有积蓄买了第一架相机：海鸥203。
有了相机，我拍照频率大大提高，我还掌握了暗房那套手艺。在我家住的冻青树街38号大院，我支上三脚架，给小伙伴们来一张合影。其中有一个小弟娃就是后来86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当时王扶林导演还没有发现他。
俱乐部要送电影到基层，一年四季到处跑，晚上放映，白天休息。我的摄影机会更多了，骑着车子到处给职工留纪念照。我的努力没白费，不断有作品发表。
慢慢地，矿区都晓得我爱照相。每次照片发表或者获奖，大家都说：“游支健不得了，好凶（厉害）哦。”
每次出去拍照，都有三四个战士全副武装，挎着枪，全程陪我们
不过我总想着出新。上世纪80年代，“最可爱的人”是热词，老山前线战士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正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我要去拍！
1986年，我和一起工作的小田娃说走就走，两个人自掏腰包，从成都坐飞机到昆明，再赶到麻栗坡县的军事前线。
但去前线要办手续，这个我们俩谁也不懂。我们在街上东逛西逛，向老百姓买点东西，打听怎么去前线。差点被当成特务。不过我俩都是一口四川话，和当地老乡摆（聊）的时候，有两个买菜的战士停下来问：你们是成都来的吗？
其中一位战士叫陈思祥，是连队的勤务员，和战友开了大卡车出来买菜。他就带我们去见连长。连长姓孟，很年轻，是四川眉山人。战士们在前线打仗，思念家乡，见到我们很高兴，晚上叫来一拨老乡，坐在猫耳洞里，煮火锅，吃罐头，喝啤酒。
听说我们要给战士免费拍照，他们最初不相信。我们拿出工作证。刚好有个战士在猫耳洞里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刊登了一张我获四川省新闻摄影作品评选金奖的照片，是井喷现场抢险的画面，泥浆把工人变成了泥巴娃娃，照片标题叫《献身》。
这张照片，赢得了战士们对我们的信任。每次出去拍照，都有三四个战士全副武装，挎着枪，全程陪我们。当时，前线战斗主要是炮火攻击，每天听到远远近近的“咚咚”“嘣嘣”声。
我们拍摄了战士们坚守前线的身影，拍摄了中越第18号界碑。还看到了老山的日出，太美了！
我们去了差不多两个月，事先也没请假，心想回去了肯定被开除。所以我们俩想好了对策。回成都后，先到上级单位石油管理局，再去《石油报》，展示此行的拍摄成果。很快，报纸上刊登了我们的照片，记者还来采访我们，声势浩大。局领导也给井队打了招呼，说你们这两个放映员简直不得了。
这样我们回去就没被处理，还办了一场隆重的展览。解说词也是我写的，一下子出了名。
没多久，我被借调到宣传科，专门从事摄影。这下我如鱼得水，接触了更多先进器材，拍摄了更多作品。
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一看就懂，那就对了
1990年，我调回成都，成了《四川工人报》的“本报摄影记者”。后来我担任《蜀报》摄影部主任，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新闻报道。
1998年，我去农村拍摄黑作坊。那些人向农民收购死猪、死狗、死猫、死鸡，用福尔马林泡得白生生的，加工成香肠。我乔装打扮，穿得很随便，提了一个包包，装成火腿厂的小老板。我又讲着本地话，活脱脱一个“串串”（四川方言，指在卖主和买主之间牵线牟利的人）。到了黑作坊，没人怀疑我是记者，还把死猪肉举成一排让我拍个够。
回去后，我做了一个“死猪瘟狗端上餐桌”的专题报道，一下子轰动了。
老总奖励我两万元。我分给了所有参与报道的同事，包括司机，都有份。后来我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威胁得很凶。我说我是为人民伸张正义，希望你们改邪归正，做正当生意。
完成报道任务后，我仍像从前一样，喜欢街头拍照。上班或者采访的途中，还有下班以后，都是用我挣的稿费买胶卷来拍。我有时骑自行车，有时坐公交车，有时走路。相机挂在脖子上，随时留意，看到喜欢的场景我就拍。
吸引我拍摄的要素，一是热闹。我觉得，我就是爱看热闹的人，只要我喜欢的，一般也会逗起别人的喜欢。二是可读性。可读性是我琢磨出来的。跟你们写文章一样，摄影的画面构图、场景特写、人的神态情绪都要有感觉。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一看就懂，那就对了。
她们穿着吊带连衣裙，特别时髦。我骑着自行车在后面拼命追，总算拍到了背影
我拍下的街头场景中，大多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有人在井边挑水，有人拉车送煤球，有的蹲在路边吃面，有的全家坐在门口围着一个大盆热水烫脚。夏天天气很热，邮局门外，男男女女排队买邮票，前胸贴后背，没有发生什么非礼的事情，说明大家的品德觉悟还是比较高。
我思考过，怎么才能拍得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动作要快。有点动心了，就马上拍。角度不对，就马上换。争取“三到”——看到、位置到、拍到。按快门的那一刻，最后拍出来是什么样，我心里是有数的。
有一次，我路过人民南路，看到进城来拉粪的两辆板板车，觉得稀奇，顺便用剩下的几张胶卷抓拍下来。我敢说这样的照片，除了我，成都再没有人拍过。
1993年，成都第一届熊猫节散会的时候，会场外的街上人头攒动，路中间有一辆当时的1路电车，我把它拍下来了。现在城市里都是柏油马路，街宽路宽，那种车早就没有了。
以前人们也没有肖像权的意识，有些人不知道我在拍他。很多时候，我骑自行车随手拍，远了拍不到，就赶快骑着车子追。
有次在蜀都大道，我看到前面三轮车里坐着两位美女。当时是夏天，她们穿着吊带连衣裙，特别时髦。我骑着自行车在后面拼命追，总算拍到了背影。没想到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街头就有时尚的风景线了。
每次在街头拍照，如果能用一张照片充分表现主题，那是最理想的，不行我就来两张、三张，组照最多不能超过九张，多了就滥竽充数了。
刘婆婆接过相框，对我说：“谢谢你，如今我也有大照片了。”
2014年底，我退休后，还是没法割舍摄影，又购置设备继续拍。这次，我将镜头对准了小地方的小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那年3月，我在成都大邑县新场古镇，碰到94岁的刘杨氏婆婆。她刚干完活，停下来休息，我就随手拍了一张。过了几天，我把放大的照片装了相框给她送去，想给老人一个惊喜。
我大声喊：“刘婆婆好，我来给你送照片了！”刘婆婆的表情有些怪，看着我不说话。我又提高嗓门重复一遍。
邻居们过来围观。刘婆婆才说：“我不要，我没钱买。”我明白了，就告诉她，“不要钱，我送给你。”她表情立刻轻松了许多。
刘婆婆接过相框，对我说：“谢谢你，如今我也有大照片了。”看见老人高兴的样子，我也开心得很。
从那年冬天开始，一直到2020年夏天，我用了近6年时间，行程往返30000多公里，从成都到整个四川都跑遍了。我自费为100个人拍摄了100幅照片，再把装框的36寸大图送到他们家。
我把这个事情命名为“百人百图，送图到家”，摄影圈的朋友们是交口称赞。有些从来没有拍过照的人，突然收到大照片好惊喜，我也好满足。
后来，我拍的人物照片早就超过了100幅。套用现在的话，这也是摄影帮扶吧，我会继续带着相机在路上。
我没有别的爱好，跳舞跳不来，麻将打不来。对摄影的痴迷，就像血液在身体里面流淌
我属马，喜欢像马一样到处跑。我妈说我，不晓得怎么把你脚拴住，为啥你就不能在家待着。
因为痴迷拍照，结婚后，妻子说，你不是和我结婚，你是跟相机结婚。晚上我在暗室冲洗照片，回家都是11点以后。因为这些原因，我离过两次婚。
其实，除了摄影，我没有别的爱好，跳舞跳不来，麻将打不来。对摄影的痴迷，就像血液在身体里面流淌。我这样急性子的人，特别喜欢纪实摄影，它不像艺术摄影，是后期P出来的；也不像风光摄影，风景过几百年还是老样子。它能够真实反映当下的生活，不可复制，有独家性。这就是纪实摄影魅力所在。
50多年里，我拍摄的成都街头老照片有上万张，回头翻看的时候我经常想，当时咋拍得这么安逸呢？我体会这个事情，并不觉得辛苦，而是乐在其中，尤其拍出了满意的照片。
我把扫描出来的5000多张黑白老照片，挑选以后做了一系列展览，主题叫“回不去的老成都”，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说，我的纪实摄影作品，保存住了老成都人的共同记忆，见证了老成都的历史变迁。
是啊，回望过去，以前我们觉得那些平常的街景，随时可以看到。如今才发现，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的照片，拍摄的是成都人的街头日常生活，记录了成都城市日新月异的变迁和老百姓逐渐富裕的生活。
我的街头拍摄还在继续。我选择了老成都的40个著名景点，我曾经拍过40张老照片，如今再拍40个新变化。等到完成以后对照一下，更能说明城市发展多么快，改革开放的成就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