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德良等班车去村里，帮助农民搞试验。
口述 倪德良 整理 戴维 谢广森
站在老高、老高的山顶，我喜欢朝老远、老远的地方看。我爬破过母亲新做的一双布鞋，仅用了八天
我的老家在萧山义蓬镇，那里属于萧绍平原。读初中之前，我没亲近过大山。
1956年，我去萧山衙前三中上学。那时候初高中连读，国家有助学金，户口也迁到学校里。
学校是新建的，建在一处坟地上。在操场上打球，脚会踢到一些没清理完的东西，甚至有人踩到过骷髅头。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我们学校，特别是学校后面的凤凰山。只要休息天有空，我单独一人，有时也邀上几个同学，去爬这座海拔100多米的山。
站在老高、老高的山顶，我喜欢朝老远、老远的地方看。
我很想看到30里外老家的村子，还有我家的四间茅草屋，也很想看到钱塘江、六和塔。这些当然是看不到的，但我对凤凰山依旧百爬不厌、百看不厌。
我爬破过母亲新做的一双布鞋，仅用了八天。在初、高中的六年里，我爬破了一麻袋这样的布鞋。
每回期中、期末考，我的成绩都在全年级排前三名。无论老师、同学还是我自己，认为我要考个大学，那是“荞麦地里捉王八，十拿九稳”。
但我家有十口人，十个人吃饭，却只有父亲一人做活。七兄妹中我又是老大。母亲叫我别考什么大学了，赶紧到田里帮父亲干活，挣工分去。
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在母亲面前，我只有乖乖听话。高中毕业，我跟在父亲身后，做起了人民公社的一名小社员。
我是生手。同年纪的青年常笑话我。队长说，干农活我是差了些，但在全小队，甚至整个大队，我是读书最多，文化最高的青年。
1964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两个县教育局的干部。他们找大队支书了解我做农民的表现，还有我的家庭成分。
不久，整个萧山县，只有两个青年报送上大学的名额，其中一张表格，便交到了我手里。
支书知道后，后悔不已，说我是他看中的，文化高、品行好的回乡青年，是他就要派大用场的人。这下倒好，人才外流了！竹篮子打水了！
我母亲却问叫我填表的人：“我儿子上大学，要不要从家里拿钞票？若要钞票，我是不让他去读的。家里吃口这么重，也没钱可拿。”
来人说，学费、吃住不仅国家全包，而且每个月给学生2到3元的零花钱。我心里一阵高兴，母亲也无话可说了。
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我终于学以致用，干起了林业的老本行。我这尾鱼儿，算是游回了河里、湖里、海里
报送的学校有三所可选：杭州大学、天目林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当时我认为杭大毕业肯定是做老师的，华东政法出来肯定是当干部的。这两种职业，我都不大适合。我喜欢大山，还是读林学院好，将来做个林业科技人员，可以爬更高的山，看更远的风景。
我在“天目林学院”一栏，打了个勾。
这年“双抢”结束，我背上读书时的旧铺盖，去了设在临安的天目林学院。
1970年7月，我收到毕业分配通知书，要我去建德报到。
我是萧山人。为啥不回萧山呢？从林业角度讲，萧山没有什么山，不需要林业干部。所以我没回去。当时另一个选择是临安，但已经有10个同学分去临安了。再叫我去，有点锦上添花。
刚好建德来要三个林业干部。我就说我到建德去。
我从来没去过建德，这里的山头竟然比临安还多，我的信心来了。
踌躇满志地找到县委大院。组织部的一个女办事员开了介绍信，让我去寿昌区农技站。
我转车去了32里外的寿昌区委。接待的人说，区农技站牌子已经撤销，但班子还在，直接归区委管。你就留下工作吧。
那时候，建德好多山上都是光秃秃，寿昌几个乡镇连烧柴火的木头都找不到。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绿化荒山。
我们去安徽采购来松树种子，教农民种树。但种子发下去，很多人不肯种。农民的老观念，松树都是飞子成林，不靠人种。但山上连树都没有，怎么飞子啊。
我们一趟趟下去做工作。整个寿昌区有123个大队，有些地方通班车，但班次很难凑。当时也没有自行车，基本都靠走路。
松树的苗圃在山上。那时候我二十五六岁，锻炼出了一身爬山的本事。
提供育苗技术我没问题，但跑了一趟两趟，人家还是不乐意种树，第三趟我就拉不下脸去了。动员群众这件事，我这个大学生还不如中专生会做。
在寿昌8年，我戏称自己是“八年抗战”，虽然也是搞林业，但没来得及发挥专长。
1977年，建德县林业科研所成立，林业局把我调去了。几年后，局里又让我担任林科所所长。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我终于学以致用，干起了林业研究的老本行。
我这尾鱼儿，才算是游回了河里、湖里、海里。
农民问，今年诸暨的嫁接师傅，你们还请不请？再后来，农民跑到诸暨买嫁接苗，请嫁接师傅，都轻车熟路了
到林科所后，第一个研究对象是漆树和生漆。这是省林业厅指定要我们搞的。
漆树和生漆都是建德国宝级的特产。生漆有很多其他涂料无法比拟的优点。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一只7000年前的漆碗，木胎已经朽坏，外面的生漆却完好无损。舰艇的水下部分容易长水草，涂上一层生漆后就不会了。
1980年，商业部成立了国家级的西安生漆涂料研究所，我们在它指导下工作，参加的“全国漆树良种选育”项目荣获商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漆树告一段落后，我开始研究香榧的嫁接。
建德县三都区有很多野生榧树，农民叫“草榧”，百年以上的大树就有5000多棵。当时草榧鲜果每斤3元，而香榧能卖每斤13元。我就想，如果把草榧变成香榧，那有多好。
1989年，我去诸暨县的香榧产区取经，看到那里大的香榧树与三都的大草榧树长得差不多，年产值万元以上的大树比比皆是，真是惊呆了。
在诸暨林科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请了诸暨的嫁接师傅，带着香榧接穗到三都去嫁接。他们在当地大队支部书记家，一住就是半个月。
直径15厘米以下的草榧树，两位师傅很熟练地把它锯掉，接上香榧。但有的草榧树太大，移不动。我又想，能不能把小一点的草榧树挖起来，移栽到山脚下的农耕地，再进行嫁接。
这样管理方便，香榧也长得快，结果早。果然，有不少这样嫁接的香榧树，在第四年就挂果了。
看到诱人的香榧长出来，一开始积极性不高的农民，主动来找我了。
农民问，今年诸暨的嫁接师傅，你们还请不请？原先是我们请，我们出工资。那年，农民要我们去请嫁接师傅，工资他们出。
再后来，农民跑到诸暨买嫁接苗，请嫁接师傅，都轻车熟路了。
他们都会了嘛，我就退出，改行搞板栗去了。
板栗搞了两年，我又瞄上了薄壳山核桃。反正市场需要什么，我就抓住什么研究。
我说，核桃各有各的口味，临安山核桃香，但肉难剥。大核桃味道一般。薄壳山核桃既容易剥，味道也很好
我研究薄壳山核桃起步比较晚，已经是2001年。
前面别人搞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成功，存活率很低。所以，当时认为浙江搞薄壳山核桃是不行的，有这么个结论。
但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因为它很好。
薄壳山核桃，原产地是美国，俗称叫碧根果。当时也有人说，薄壳山核桃不需要搞了，我们已经有临安山核桃，陕西、河北也有大核桃。我说，核桃各有各的口味，临安山核桃香，但肉难剥。大核桃味道一般。薄壳山核桃既容易剥，味道也很好。
我就想把它搞起来。2001年也不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是我自己去搞的。
研究板栗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技术很好的嫁接师傅。第一年，我和他个人合作，怎么嫁接我来定，具体操作他来弄。
第一年，嫁接苗成功了一些，但数量很少。这在浙江已经是首创。
第二年，我们局长和我交换意见。我说，薄壳山核桃现在没人搞，先搞肯定是好的，我们比别人起步早。以后大家都搞，就没花头了。
局长很支持，那一年由单位出面，土地到农民那里租，嫁接师傅也都付钱给他们。
刚开始，接活的嫁接苗都很小。但很差的苗，三四寸长的都有人要。后来要求才高起来。那时候只要是活的苗，都抢着要。
我还想继续提高薄壳山核桃的嫁接成活率。在这节骨眼上，偏偏遇上了车祸。
2002年6月30日，我从一处苗木基地回家。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时，被一辆超载大货车撞倒在地。医生诊断，我的小腿骨和踝关节都是粉碎性骨折。
做了三次手术，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6个月后，我出院了。
继续争分夺秒，继续搞我的薄壳山核桃。
因为那一年已经是2003年。我到站下车，该退休了。
多了一道手续，薄壳山核桃的嫁接成功率反而很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年底，我去人事局办了退休手续。
林业局领导说：“你的办公室、办公桌，局里照样留着，你想来就来、要歇就歇，可以继续搞你的课题。工作上需要什么帮助，说一声就是。”
正中我下怀。回家一说，老伴不同意了。
她说，这把年纪，要多注意安全。去年你出车祸，电话打来，我人都吓瘫了。
我点点头，叫她放心。老伴还是通情达理的，她定了规矩：“你以后可以忙你的科研，家务活只管‘煮饭’的责任制，继续有效。”
我满口答应。心想，“煮饭”是何等方便，淘好米、放准水，插头一插，不到2分钟就搞定了。
名义上我退休了，但照旧戴顶麦秸帽，有时和局里的同事，有时自己一瘸一拐，在建德的山坞里跑来跑去。
薄壳山核桃的“嫁接技术难”，在2006年被我们攻克了。原先不足30%的嫁接成活率，一下子提高到85%。
成功纯属偶然。之前别人搞试验，研究方向都是在嫁接上做文章，用的都是两年生的实生苗，到了可以嫁接的时期，直接把实生苗在离地7到10厘米处剪掉就行。
而我搞试验的山沟沟，没有现成的实生苗，要去买来，再移栽到实验地里，再进行嫁接。
多了一道手续，薄壳山核桃的嫁接成功率反而很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嫁接的时候，苗木剪口处有水流出来，我们叫它“伤流”。伤流里有一种鞣酸，会影响两种细胞的融合，不能融合嘛，成活率就低了。
而我们把实生苗挖起来，移栽到地里，再去嫁接，根部还没能长到地里，没能吸收水分，剪口处也就没有伤流。等到根部能把水分抽上来，嫁接也已经成活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至于采用什么嫁接方法都是次要的。
我的薄壳山核桃研究蛮有名，所以俞桂花找到我。没想到，我在她那里栽了个跟头
2008年，我们又解决了另一个难题：薄壳山核桃“光开花不结果”。
中国林科院的亚热带所就在富阳，他们能从美国引进薄壳山核桃的原装品种。
通过多年的调查观察，我从他们提供的142个品种里，选育出“马罕”和“亚林35号”这一对黄金搭档。这两个品种不仅可以互相授粉，而且果大、壳薄，品质好，结果早，丰产、稳产性好。
此后，建德林农用的最多就是“马罕”和“亚林35号”。
像三江口村的邱树根，在一亩不到的山地上，接活了11棵薄壳山核桃树。7年后，产果139斤，最多一棵有30斤。还有陵上村的项柏生，在自家田里种了117株薄壳山核桃树，一亩的最高产值就有一万多元。
杭州人俞桂花退休那年，认识了一个建德“闺蜜”，相约一起来建德搞农业。85亩“坡改地”承包下来，准备全部种上薄壳山核桃。没多久，建德“闺蜜”退出了，只剩下俞桂花。
俞桂花说，那我就在建德养老吧。她在承包土地的龙溪桥村，给自己造了一座“高级”别墅，用汉白玉做的栏杆。每年春节，她两个儿子都从杭州过来，俞桂花养了鸡鸭羊，儿子们吃了还要带回去。
我搞薄壳山核桃蛮有名，所以俞桂花找到我。没想到，我在她那里栽了个跟头。
她承包的85亩薄壳山核桃是2012年种下去的，2017年，苗木长大了，以为产量很快会上来。但稀奇的事情发生了，授粉配好后，那些树会无缘无故掉果。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症结。
俞桂花跑来问我，掉果是什么原因。我一向实话实说，也不瞒她，“我也没搞清状况”。
这就成了一个大家议论的谜团。
我后来想，会不会土壤里有之前没发现的问题？我们重新化验了土壤，果然缺少一种“硼”。但这还是初步假设。
今年，我们把硼砂加到土壤里，产量很快上来了，这才真相大白。
估计明年，俞桂花的薄壳山核桃可以正常挂果，至少能有几千斤收成。
我原先和俞桂花说，我帮你帮到80岁。现在案子破了，我还没到八十。看来明年还要继续帮这个72岁的女强人。
我今年78岁，一无“三高”，二无老年痴呆，还照样爬山，说明我的生命力蛮顽强的
1994年，我就评上了林业高级工程师。
退休那会儿，我的薄壳山核桃研究才搞了个开头。林业局留用我，每个月除退休工资，再给一些补贴。最开始是800元，后来是1000元。
有人说，你一个高级工程师，拿800块钱太少了。我说，我喜欢搞林业，也总想发挥专长，把我这个专业用起来。至于有什么补贴，我一点都不在意。就算不给钱，我也会搞下去。
薄壳山核桃嫁接，就是在退休后成功的。农民积极性很高，多的人种了两三百亩。种之前，我们肯定要去看过，土壤适不适合，朝向好不好，有没有水源，有的地方要跑好几趟。
爬山，是免不了的。
车祸后，我的腿恢复得不错，能走，就是走得慢一点。我今年78岁，一无“三高”，二无老年痴呆，还照样爬山，说明我的生命力蛮顽强的。
别人觉得我功成名就，但是多年来，我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还是老模老样。比如我住的还是70平米的房改房，采光差，还靠近公路，每天吃灰尘，听噪音。遇到新安江水电站泄洪，屋里就水漫金山，拖鞋变船。
不少人劝我：你是老牌的林业高级工程师，应当向领导反映反映。再说你们经济条件也不差，即便不要领导照顾，自己另外买一套好点、大点的房子，也是有能力的。
对于好心人的关心和建议，我总是笑笑：“买房子要东奔西跑，徒耗精力。老房子像老伴，我打算一辈子住下去。”
同我小时候住的茅草屋比，现在的房子蛮不错了；同我结婚时14平方米的婚房比，已是一个天、一个地了。再同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袁隆平这些老科学家们当年的居住条件比，我不知好上多少倍了。
2019年，在建德市老干部局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联合几名和我一样的退休职工，组建了全省首个“薄壳山核桃工作室”，继续为山核桃的疑难杂症联合把脉。我们被建德市授予“最美老干部工作室”。
只要还能为林业科研课题、为建德林农致富，再尽上一份老力，把我从实践中掌握的林业技术传承下去，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我这辈子这么爱山，能有一个勤恳工作、奉献专业的晚年，还是蛮欣慰、蛮值当，我也是非常光荣的。
读稿人语 戴维
不负青山
倪德良爱山，亲近山，一个萧绍平原出生的人，竟然和建德的大山打了一辈子交道。
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建德，乃至整个浙江而言，需要在林业上下的功夫太多了。科技兴林，不是多种几棵树的问题，还牵涉到专业的林业科学。
有时候林业工程师像个侦探，无论是薄壳山核桃嫁接技术的突破，还是一片承包林无缘无故掉果的谜团，倪德良都要去破案，苦苦思索就为了最后的灵光一现。
这位78岁的林业工程师，身上因此有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超龄活力，同样蕴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超强毅力。
浙江人吃苦耐劳，从建德林农身上也反映出来。怎么嫁接香榧，让不值钱的草榧树变成摇钱树，聪明的林农们一教就会。科技给他们插上了共同富裕的翅膀。倪德良也在“晚霞送人归”的晚年，继续发挥专长和才干。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是最恰如其分的建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