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宣传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迹方面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文艺形式，如各种“情景剧”形式的校园汇报演出，采用影视化演绎方式的电视节目等。这些作品里经常出现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课堂上反对文言文、传播新思想的场面，表演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教室里也总有不少女同学的身影——但恰恰这个场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浙江一师是在男女尚未同校的历史背景下办学的，从来就没有招收过一名女生。
浙江一师的前身是成立于1908年的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两级师范分为优级和初级两级，优级是培养中学教师的高等师范，初级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标。两级师范共有学生600人左右。1912年优级师范停办，留下初级师范继续办理，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全校共有学生400人左右。这400人都是清一色的男生。
浙江一师办学之时，中国教育正革故鼎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推动着办学体制的根本改变。男女同校首先从小学和大学开始。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实行小学男女同校。1920年，他又在北京大学率先开放女禁，成了大学男女同校的滥觞。
但中学阶段却始终是男女同校的“禁区”，人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直到1921年暑假后，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才“敢为天下先”，开始招收女生。长沙、广州等地中学也随之先后开放女禁。风气一开，短短几年间，男女同校终于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这时浙江一师也已经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浙江一师推行男女同校遇到的阻力尤其大。在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后，浙江省议会仍提出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引得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男女同校与议员》一文，怒斥浙省等地议员“尔等恶也做够了，人民厌恶尔等也到了极点，何必又闹笑话!” “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由此也可见盘踞浙江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思想之保守，不然也不会酿成“一师风潮”这样的政治风波。
很多浙江一师学生的回忆，也能证实一师的“男校”性质。如1916年考入浙江一师的傅彬然回忆说，“五四”时期杭州的中学，包括省立、私立（其中也有教会办的）学校，普通中学，职业学校，总共不过十二三个，其中女子学校三个（当时都是男女分校的）。而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还被浓重的封建气氛包围着（《“五四”前后》，《浙江一师风潮》第38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丰子恺也是一师的著名校友。他于1914年17岁时考进浙江一师预科学习，在一师度过了5年的寄宿学习生活，在1919年陈望道入一师执教前作为第五次毕业生毕业。他的多篇文章生动呈现了他在浙江一师的住宿生活：“那宿舍的模样，就同动物园一般。一条长廊之中，连续排列着二十间寝室的门。”因为门的形状色彩、床的形状以及各室中的布置完全相同，偶尔会发生半夜上厕所后走错房间钻进别人被窝的笑话。可知，这是对400名男生实行的集中住宿管理。宿舍管理规则非常严格，所以丰子恺的记忆是苦涩的：“寄宿生活给我的印象，犹如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一个大笼子中，而使之一齐饮食，一齐起卧”（《丰子恺全集》文学卷一，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
浙江一师一共有十届毕业生。1923年，一师并入浙江省立一中，从此，浙江一师成为历史。1927年，省立一中又与省立女中与合并，校名仍称省立一中。贡院前校舍为一中一部，专招男生；横河桥及西大街校舍为二部，专招女生。两部相距颇远，也仅是名义上的男女同校。直到1929年，一中改组为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简称“浙高”），才真正实行了男女同校（董舒林《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载《杭州文史丛编》（教育医卫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一师虽无女生，但在“一师风潮”中，女生却是建立了功勋的。连瑞琦《忆一九二O年浙江学潮》记载了当时杭州各女校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在军警闯入一师校园后，“宽广的操场上，一片哭声。不久，女师、女蚕、女职、安定、一中、宗文、商业等各校学生整队持水果食物而来，见者莫不泪下。警察这才解围”（《浙江一师风潮》第398页）。美术教育家姜丹书的《非孝与浙江第一师范的反封建斗争》也写道：“不到11点钟，各校男女同学就浩浩荡荡排队而来，势如潮涌；且以女校的队伍作先锋（最前列的是女子职业学校），使警兵未便动手阻挡，所以大家驰奔不便到第一师范的铁栅大门口，把门的武夫拦阻不住，一哄而入”（同上，第421页）。
在浙江一师短短十余年的办学历史中，没有招收过女生。反映一师校园生活的影视画面，不应该出现女生的形象。虽然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但这种明显的“穿帮”场面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