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郁葱
“东西马塍在溜水桥以北，以河为界，河东抵北关外为东马塍，河西自上下泥桥至西隐桥为西马塍。钱王时蓄马于此，故以名塍。”
清代高鹏年编撰的《湖墅小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为我们厘清了杭州地理中的一些疑惑，其中说到的溜水桥，按民国时期钟毓龙《说杭州》中的说法：“溜水桥，在昭庆寺西。泄湖水自此入下湖，俗称响水闸，盖以板为闸，湖水自板上或板缝中流下，其声甚响也。宋姜白石所寓居之水磨头，当即在此。”
两首诗中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这座桥因谐音称流水桥，就是今松木场附近弥陀山西面的流水桥。“溜水桥以北”告诉我们这里是马塍南面起点的一个标志点。而西湖的下泄河道中的水，据《梦粱录》记载：“下湖河，在溜水桥柴场北，自策选马军寨墙、八字桥，沿东西马塍，羊角埂，上泥、下泥桥，直抵步司中军寨墙北；一派自打水楼南折入左家桥河，入江涨桥河；一派自八字桥、西策选军寨、神勇寨、步人桥，至右塘桥下，折入余杭塘河；一派自西堰桥、西溪山一带至饮马山，亦折入余杭塘河。”
唐朝时的下湖，到宋朝时已经湮没，而下湖河从南流到北，这样河的两边才会分成东、西马塍。到了明清两代，下湖河改名为松木场河。松木场，也称棕毛场，今泛指保俶路、曙光路一带的地域，以松木场河得名。
有意思的是，松木场的河湾当时被称为“乡荡”，因为杭嘉湖地区去灵隐和天竺的香客，都在此泊舟。对这个场景，写过《湖墅杂诗》的魏标（1755—1825）有诗记录：“麦色青连菜色黄，年年天竺许烧香。路旁小路纷无数，认取停舟松木场。”
而生活在清初的“佳山堂六子”之一的吴农祥(1632-1708)，在《松木场香市》中描绘了松木场河两边香市的情景：“松木场边看水生，绿杨红树隐商城。上方钟磬珠林回，十里笙箫画舫明。芳草雉媒妖夜雨，妒花鸠妇说新晴。武林车骑如流水，闲傍青溪听笑声。”
两相对照，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种对比：一个王朝初兴时的繁华和之后的岑寂平静，在这两首诗的对比里悄然滑过。
魏标诗中出现的很多景物现在早已湮没
我找了很久写《湖墅杂诗》的钱塘文人魏标的资料，大抵语焉不详，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卒于道光五年。他应该是一个生活在杭州的旧式文人，而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从升平走向衰弱的这个阶段。
在他卒的那一年，清廷终究改变祖宗之法，命江、浙试办海运，第二年，第一批海运漕粮抵达天津，而已往的漕运，都是经运河运到京师。从这一年开始，漕粮海运得以实施，并逐渐代替河运取得主要地位，但这小小的改变无济于事。
魏标写的《湖墅杂诗》，却成为今天去看当年湖墅真实面貌的镜子，这不得不说是文字成为了记忆之桥，比如他写于道光元年（1821）的：“娑橹桥看橹似梭，石仓避俗亦娑罗；不知南宋咸淳志，名本羊棚更俗多。”
这里就牵涉到湖墅的一些具体名字，比如娑婆桥。按照方志的说法是在归锦桥（卖鱼桥）的北面，大关桥与江涨桥之间。但娑婆桥与卖鱼桥一样，也是运河支流上的一座南北向的桥。娑婆桥的具体方位，在如今贾家弄与哑巴弄之间。在之前的地理上，这里原有东西向的河流，娑婆桥横跨其上。南宋《咸淳临安志》称此桥为“羊棚桥”，应该只是一座小木桥，羊群走得较多。
到《光绪钱塘县志》时，此桥已“今不闻”了，按地段分析，“似即梭橹桥”，而魏标的诗中为我们勾勒出了这种民间的“俗”和“雅”，或许，这才是时间里的真谛。
在魏标诗中出现的很多景物，现在早已湮没，比如明真宫，魏标诗云：“宫院移从九里松，明真字制宋宁宗。山门尽说公输巧，古制崇牙架叠重。”说的是明万历年间，明真宫从九里松移建钱塘仓北，也就是今天的哑巴弄北面一带。现在的杭州已经没有明真宫，但还有明真宫社区依稀留住了当年残存的记忆。
再如他所写到的忠天庙，在旧时的若兰村里，“若兰村庙说忠天，坏壁丹青色黯然。陆瀚当年留画好，新诗点缀藉流传。”
忠天庙祭祀的是初唐越国公汪华，隋末天下纷乱，大业十三年（617），汪华起兵占据新安都及宣杭睦婺饶五州，拥兵十万，自称吴王。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归附唐朝，受封越国公。
魏标从若兰村的忠天庙引出壁画、画画的人以至新题写的诗互相勾缀，环环相扣。岁月的沧桑在明代画家陆瀚所作的壁画上也留下了烙印，色彩日显暗淡，不免让人黯然神伤。就像今天，我们只能在文字中嗅到熟悉之地这些隐秘的气息。
魏标这样的诗，恰如一个地域的风情画，比如他有一首诗这样写：“秋晚牙湾贩海鲜，蟹舟衔尾泊淮船；团脐紫爱香浮厣，酒翁藏留醉隔年。”在魏标的自注中说，衙湾在通市桥东，内有香罗巷，北通大兜小兜，俗称牙湾。这首诗描绘了牙湾螃蟹交易的兴旺，装在瓮里的腌了或醉了的淮蟹，一船一船，首尾相接，被贩运来，上岸，搬运一家一家蟹行，转而销售到浙江各地。
这样的场景，如今大概就是在想象中才会出现，或者在那些古画中才显露一些端倪，正如魏标在另一首七绝中所写到的：
“武林北郭古通潮，暮雨空濛江涨桥。两岸蒹葭渔唱晚，湖州小市旧萧条。”
湖墅一地的文脉在时间中不时闪耀出吉光片羽
有一些人物就是属于地方的，如果处于更大的范围去看，他们也许籍籍无名，但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他们保留住了文脉之传承。这里我们还可以说到丁丙。
丁丙在杭州的知名正是他对地域文化的深耕，他著有《北郭诗帐》，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拱宸桥：“卅丈环桥首拱宸，追怀摸石动酸呻。叮咛去楫来桡客，慎守金缄效吉人。”
所谓“卅丈”，说的是康熙年间拱宸桥第一次重建之后的规模：桥长三十四丈五尺、高四丈八尺。而“首拱宸”，正是丁丙对拱宸桥的称赞，拱宸桥在京杭大运河上诸多桥梁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要说规模之大是翘楚，有点夸大了，这应该是丁丙作为钱塘人对家乡表示骄傲心情的自然流露。
人们经过拱宸桥得“慎守金缄”？丁丙在这首诗的自注中，引陈文述之语说：“拱宸桥一称哑巴桥，相传过桥不宜启口。”而这一说法，魏标在《湖墅杂诗》、丁立中在《拱宸桥噤口》、俞樾《自苏至杭杂诗》均有提及。
有哑巴桥，还有哑巴弄，这个名字的来历却来自明代大理寺卿夏时正，他为官清廉，建树甚多，而且两袖清风，不蓄家财，罢官后生活贫困，曾居住于此弄，弄因得名夏罢弄。后因居民口口相传，不知此弄来历。“夏罢弄”音讹而成“哑巴弄”。“生平风骨高骞，不随流俗，大司马徐忠襄公赠以诗云身如五柳先生懒，心比孤山处士清。”《湖墅小志》中这样说他。
魏标的《湖墅杂诗》中自然写到了他：“卿寺赋闲贫僦屋，夏公清节畏人知。桥名归锦荣乡里，庸妄无端枉黜祠。”
归锦桥就是我们说的卖鱼桥，退出官场，衣锦还乡，居此桥边，固有“归锦”之说，这里需要补充说一下的是，现今的“卖鱼桥”是1996年湖墅路整治拓宽时，整体拆除重建的，桥长11.7米，宽40米，但由于其桥本身的特征有些淡化，人们往往以为横跨运河的江涨桥就是卖鱼桥。
运河岸边的珠儿潭、米市巷作为杭嘉湖地区的大米集散地，素有“天下粮仓”的盛誉，今天的富义仓遗址就是一个证明。
运河湖墅一地文脉流长，时间中不时闪耀出吉光片羽，魏标《湖墅杂诗》里有这么两句：“祖孙父子联科第，艳说仓基沈探花。”这说的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殿试第三名的沈锡辂，沈锡辂有个弟弟叫沈宣，也是进士，中进士时间为1700年，比他哥哥还早18年。
《湖墅小志》载：“沈宣，号文山，康熙庚辰进士。居湖墅仓基。”而沈锡辂祖上是嘉靖辛酉中举的沈锐，沈锐有两个孙子，大的叫沈自成，崇祯六年（1633）举人；小的叫沈必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
沈家六代出了三位进士两位举人：沈锐（举人）、沈自成（举人）、沈必成（进士）、沈兆连（举人）、沈锡辂（探花）、沈宣（进士）。
无独有偶，在运河南端，还有一户沈姓人家，也有横跨明清两朝的中举雅事，即隆庆二年（1568）进士，后官至徽州知府的沈文与其裔孙沈筠。魏标曾将沈文和另外两位明朝湖墅进士秦懋义、吴瓒的优点合写成两句诗：“秦沈声名远足夸，乐闲纪事美才华。”
但这些盛世中韵事犹如草木临近秋日，已经有了凉意。
湖墅一地的萧条场景是清末真实的写照
这种时代的气氛，使得诗词的关注点也有所变化，比如封鲸观。《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所以，鲸观，又称京观。
丁丙在《北郭诗帐》中有“京观将封东海鲸，千人保障练乡兵”之句，这封鲸观，就在北新关北边，封的是倭寇的头颅。《杭州府志》载：“嘉靖四十年，总督胡宗宪筑京观于北新关外。自倭寇起，前后所捕首级无虑千余。聚而筑之，前树崇碑，题曰‘封鲸观’。”魏标再《湖墅杂诗》里写：“封鲸筑观树崇碑，宗宪专兵耀武时。”
胡宗宪不仅筑了封鲸观，还于嘉靖三十四年，下令在北新关外登云桥筑东西敌楼二座，俱高六丈、阔四丈，周二十二丈上有雉堞，下为门。
封鲸观是一种武力的炫耀和体现，它的断碑，似乎是一个象征。在清代，至少有五个人为它写过诗，除了丁丙、魏标，还有黄杓、黄模、盛起。
黄杓的《封鲸观》（并序），序无异，但诗有两个版本。其序云：“乙巳二月十三日，同人出北关外，桃花方盛。有断碑卧道旁，曰‘封鲸观’。字大尺有咫，题款莫辩。盖前明胡制军宗宪歼倭处也。”《两浙轩续录补遗》卷四所在的诗为：“往迹荒芜偶一寻，断碑卧破绿苔阴。游人不识封鲸观，门外桃花深又深。”丁丙《北郭丛钞》里，该诗有另一种版本：“古迹荒芜偶一寻，断碑闲卧绿苔侵。游人不识封鲸观，酒载桃花深处斟。”
黄模的《和星桥弟封鲸观绝句》也载于《北郭丛钞》，黄杓的《封鲸观》（并序）之后，诗云：“将军海上剪鲸鲵，浩劫茫茫若个知？好在桃花流水外，春风领客看残碑。”
盛起的诗，载于《宜堂类编》卷二四：“雨残苔藓封鲸观，风乱芜走马坡。愿祝公身若松健，莫因时事损天和。”
地方志对封鲸观也多有记载，比如《梓里丛谈》里说：“出北关外，有断碑卧道旁，曰‘封鲸观’，字大尺有咫，题款莫辨。盖前明胡宗宪歼倭处。”《梓里丛谈》由湖墅人凌璋林所写，他是丁丙的亲戚，珠儿潭曾在他家的宅子里。另一位清末的拱墅人高鹏年为写《湖墅小志》，则曾专门寻访过封鲸观。
对封鲸观的这种赞颂，实际上寄托了人们的一种精神，但国事日薄西山，唏嘘之余，不免感慨万千。
“全家居剩水残山，妻太聪明夫太怪。此地有青磷白火，人何寥落鬼何多！”
转瞬即逝的是往日繁华，寓居马塍的嘉兴怪才王昙，贴了这副对联在大门上，这也许是王昙内心的一种写照，也许就是当时社会和湖墅一地的萧条场景。
这个王昙，终生潦倒江湖，佯狂玩世，郁郁以终，而后世知道他的人日渐稀少，但当时，他也曾风云一时，按照钱泳《烟霞万古楼文集序》中的说法，王昙“为学无所不窥。好游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马如飞。慷慨悲歌，不可一世。”他小的时候曾从喇嘛学法术，半涉游戏，江湖传说能作“掌心雷”，估计就是江湖戏法的一种，但这个传说让他声名远扬，同时也害了他：
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事，因为“掌心雷”，左都御史吴省钦向和珅举荐，要借助王昙的法术制服教民。正好“和珅跌倒”之时，吴省钦以党附和珅为舆论所不容，王昙因而被牵连受攻击，仕进之途就此断绝。
这大概是清朝中期后民生的一个真实呈现，而之后，新时代的大门已缓缓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