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外卖小哥写书

2022-09-05

作者 杨丽萍

口述 杨丽萍 整理 叶小果

很多读者在报道下评论,说外卖小哥是我们离不开的一群人,应该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敬意

外卖小哥王计兵在江苏昆山生活了20年。

2021年10月13日,我联系到王计兵。那天,他特地没去送外卖,而是待在家里,把他的人生故事讲给我听。

王计兵和妻子在昆山开了一个杂货店。2017年,他注册了一个外卖员账号。刚注册完,一个新单就冒了出来,不去就要罚钱。他去了,赚到5块钱。

王计兵一直痴迷写作。

做外卖后,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没人接单,他都去。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但做外卖就不一样,哪怕客人只把门开一条缝,或者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

通过采访王计兵和其他外卖小哥,他们的故事汇集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外卖》。今年7月出版后,反响超出我的想象。很多读者在报道下评论,说外卖小哥是我们离不开的一群人,应该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敬意。

我是新闻记者出身。做记者,历练了我对时代、社会以及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我也是报告文学作家。我创作的作品,拿过一系列奖,都是底层小人物的奋斗故事。

做外卖这个选题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对外卖小哥的印象就是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点过外卖,他们每次说,“您好,您的餐到了”,然后把餐盒往我手里一送,我还没来得及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就转身走了。

年轻,能吃苦,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低。这些是人们对外卖小哥的大致印象。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职业?我在心里打了很多问号。

我在当时的居住地广州开始采访,杭州是我的第二站。

他很平静的讲述,让我特别心疼,虚构永远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比

到杭州后,我特地避开外卖员的工作高峰。下午4点,我拨通楚学宝的电话。

楚学宝,31岁,安徽蒙城人,初中文化。他的外号叫“单神”,每个月以订单量最多蝉联站点“单王”宝座。

通完电话,他加了我的微信,发来定位,接着发来信息:“地铁杭发厂下”。他对我特别体谅,发短信说,这是我们站长的电话,如果明天我在跑单,没听到电话,你可以先联系他。

我记得特别清楚,采访楚学宝时,领他去星巴克,我叫了两杯咖啡,他看了一眼小票,说“哇,这么贵”。他开始讲述,他看过很多电影,记得有一句台词“穷就是你的错”。

接着他讲了书包的故事——读书时,别的孩子都背书包上学,他拎着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遭到同学耻笑。

他很平静的讲述,让我特别心疼,那种感受,说句实在话,虚构永远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比。

20岁结婚后,他和老婆去服装厂打过工,在流水线上太长时间把腰坐坏了,2019年在杭州改行送外卖。他送的是外卖中最累的,就是做商超,有的客户一次下单二三十个品种。别的小哥干不动,他坚持了下来,逐渐掌握了打包技巧和跑单技巧,每天最早到达站点,最晚下班,成为了“单神”。

他每天都在拼了命送外卖。努力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跟他一起吃午饭,他点了一个盒饭,他说跑单跑得吃不下,每天只能多喝水和红牛饮料。

楚学宝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我也想了解一下她是个什么情况。他把老婆的电话给我,我做了两次采访。

一次是中午,听到她在踏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特别大。她说,你晚上9点打过来吧。我按时再打过去,那边还是缝纫机的声音。她跟我说话,基本上靠大声吼。我问,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她说多做一些是一些,因为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咬着牙在县城买了房,老人又生着病。

像这样,除了采访外卖小哥本人,我尽量接触他的家人或同事,哪怕见不到面,电话里听他们说说话也会好很多。楚学宝和老婆每天加班加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支撑下来的。

他真是一个好父亲,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别干净

楚学宝待人的那种体谅,我从李邦勇身上也感受到了。

我是从媒体报道的线索,找到他的。李邦勇在嘉兴的一家涂料厂打工时,右手被绞进机器里,被定为五级伤残。妻子离家出走后,他带着21个月大的女儿,开始一起在嘉兴送外卖。那是2018年9月。

2020年7月1日下午4点半,我赶到李邦勇送餐的商圈。他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女儿的手臂搭在爸爸的手臂上,纤弱的身子贴着爸爸的背。我拍了一组照片,她的眼神跟同龄人很不一样,有种让人心疼的忧郁。

我跟着观察他们父女取餐送餐的过程。车子转弯时,女儿就抱紧爸爸的腰,怕掉下来。送完一趟回来,我看到她的小脸出现了疲倦,已经耷拉下来。再回来时,她打起了瞌睡。

当爸爸停下来取餐或者掏餐盒,她马上跳下来活动一下,因为总在后面坐着也受不了。看到爸爸过来,她先爬上去,动作特别快。

李邦勇不大爱说话,女儿更不爱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动作当中那种默契,超过很多父母和孩子。晚上9点多,他们回家,我就跟着去,看一个残疾的父亲怎么洗菜切菜,他用左手抓鸡蛋,一捏,蛋液就出来了。女儿站在小板凳上,安静地看父亲做饭。

他真是一个好父亲,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别干净。我说,你带着孩子这么艰苦,能把房子弄到这个程度,真不容易。他说的特别朴实,“房间里干净一点,蚊子少,免得咬到孩子。”

我发现他做饭用的是电,就问小区是不是没有煤气?他说煤气罐让房东扛走了,怕孩子淘气,不知轻重,拧开了煤气会发生意外。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带孩子那种细致的程度,完全超过很多母亲。

那天晚上我从他家出来,已经11点多,回到宾馆,收到他发的信息:“你到了吗?”采访结束后我去了杭州,又收到他的信息:“你平安到达了吧?”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手有残疾,每天送外卖那么忙,还要照顾女儿,但他仍然打几个简单的字,话语特别短,那种体谅和关心,让我又感动,又难忘。

小于憋屈得不得了,他跟自己说,“我一个送外卖的,今天晚上表现得比你好”

除了赚钱,客人是否尊重他们,是外卖小哥们最在意的。

我通过抖音找到在河北邯郸的小于,采访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为了7.2元的外卖费,我把所有能放下来的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抢到一个单,送餐距离两公里,配送费5.2元,外加2元夜间补贴。他跟着导航到达后,拨打客户电话,客户说地址写错了,让他送到另一个小区。没等他问清楚,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他用导航一查,那个小区有五六公里远。赶到以后,打了两遍电话,客户又说不在那里。又跑了四五公里,客户说不在小区里,在小区外。经过打听,终于送到了楼下,单元门锁着,客户拒绝下楼。等到一位住户开门,他跟着上楼,把麻辣烫递给那个客户,随口说,“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写清楚一点,为你这个单跑得太远了。”

小于跟我形容,那个客户有40多岁,看起来是比较有身份的人。她冷着脸说,“你是不是想要钱?”小于憋屈得不得了,忍着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转身下楼时,他跟自己说,“我一个送外卖的,今天晚上表现得比你好。”

他和我说,“我真的感到很屈辱啊。”小于以前在路边救过两回人,还救过流浪猫狗,资助过贫困学生,做过很多好事。他还说了一句话,“送了两个月外卖,我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

他说:“我送外卖怎么了,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会丢人?”

我采访的小哥里,在城市里买房的有两位,杭州的外卖牛人老曹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过武警。有人问过他,送外卖不感觉丢人吗?他说:“我送外卖怎么了,没偷没抢没坑人,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会丢人?不说别的,我现在屁股下面有两套房。”

他是一连串地给我复述这番话的。那种实现了人生目标的得意和满足,体现得畅快淋漓。采访时,我选的地点是肯德基,坐下来给他打电话。他说,你来星巴克吧。我心里怔了一下,觉得这个小哥不大一样。到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做的是专星送,是专门给星巴克送咖啡的。

老曹其实不老,三十四五岁,来自河南许昌农村。他做外卖是因为母亲患了子宫癌,砸了几十万元,没能救下母亲的命,反而欠了30多万元债。他做过生意,搞过矿,当过包工头,赚过大钱,也赔过大钱。刚做外卖时,他的屁股下面一套城里的房子也没有。他送外卖很努力,专星送下班后,还接饿了么专送的单,每天跑到半夜,每月至少赚1.5万元。

2020年,为了把女儿接到杭州读书,他和妻子以每平方米3.5万元的价格,在杭州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学区房,交了首付,贷款几十万元。之前,他们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

如今,老曹不但脱了贫、致了富,还实现了愿望,在他喜爱的城市定居,让女儿接受和杭州本地人一样的教育。我为他们感到喜悦。

女外卖员和男外卖员一样吃苦耐劳,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善于跟客人打交道

因为本身是女性,我也很关注女外卖员。我查过数据,女外卖员比例占到10%左右,我采访了她们。

深圳的外卖员刘海燕,她以前是黑龙江养猪的农民,碰到猪瘟,欠了几十万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和丈夫一起到深圳,进过工厂,送过快递,后来转做外卖众包。

刘海燕所在的站点有两三百个外卖员,只有5个女性,她的业绩排在前十,每月能挣八九千甚至上万元,她的丈夫也送外卖,都跑不过她。

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外卖员,最早她是开花店的,有鲜花的外卖订单。她觉得让别人送,不如自己送,从送自己的单逐渐过渡到送别人的单。最后花店不行了,丈夫出了车祸,儿子中考填错志愿进了贵族学校,每学期学费要几万,她就把兼职变成专职。

每天送外卖时,她都会化妆,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丈夫伤好一点了,也在送外卖。她在40多岁才生孩子,担心儿子读大学时,自己可能都跑不动了。

这些女外卖员和男外卖员一样吃苦耐劳,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善于跟客人打交道。虽然生活很苦,但我很少听到她们抱怨。有一个女外卖员,以前是餐馆服务员。为了方便接送两个小孩读书,她才做了外卖。她特别乐观,就算受到歧视或遇到不公平的事,只是淡淡地笑一笑。

她给我讲了一些有趣的经历,比如有一次导航把她导到一片稻田里。这时电话响了,那个点外卖的客人正在附近的阳台上,问她在稻田里找什么?她就哈哈大笑,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属于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

有人说,外卖小哥的“天花板”低,吃的是青春饭,“有钱途,没前途”。可是我通过电话采访了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卖小哥的经历简直是一路“开挂”。

宋增光老家在东北农村,结婚后到上海送外卖,8个月就当上了站长,3年后成为公司的培训专员,后来接连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

通过他,我采访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还有妻子的弟弟,他们也在送外卖。宋增光业余学英语,报了市场营销专业的成人自考,读完大专接着读本科,小日子越来越美好,成了上海新市民,还有自己的文化消费——妻子喜欢看话剧,他陪着看了一场《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后,也爱上了话剧。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属于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也是社会对‘外卖骑手’新兴职业的认可。”

同样一路开挂的,还有李伟。李伟36岁开始送外卖,从外卖小哥做到调度、站长、区域经理、上海城市经理,只用了31个月。有人知道李伟的故事后说,他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因为李伟是上海本地人,拥有本科学历。

但李伟对我说:“只要努力学习,有晋升的欲望,其实外卖小哥的上升通道一直是打开的。”他培养了三个站长,其中有一个跳到别的平台,也成为了城市经理。

看来,李伟的成功并不是个案。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像我一样能在杭州扎根

今年2月,我完成了《中国外卖》的书稿,一共采访各地100多位外卖员,写进书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艰难的一次采访,遭遇过很多次拒绝。出于防疫考虑,我经常忍着不喝水,口罩不摘下来,但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访谈,进到外卖小哥的家里,看到他们的生存状态。

比如我去宋北京三兄弟的家。他们仨都在杭州送外卖,住的是群租房里的一个房间。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缝里,三兄弟谁回来谁拿。我采访宋北京的时候,老大宋远行和老二宋远杰回来了,一进门就开始做饭,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特别好。

哥俩个头差不多,都穿着外卖平台的广告T恤,一个后背上写着“开新店”,另一个是“点咖啡下午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抓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贴身观察,是我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最满意的收获。

我在杭州采访的外卖小哥比较多,《中国外卖》的写作也是在杭州完成的。没有杭州各方面的支持,这本书是出不来的。之前,我因为采访和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快递中国》,被杭州作为D级人才引进,户口从广州转到杭州,买了房,申请了小车牌照,在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生了根。

在我心目中,杭州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杭州人又雅致又谦和,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大智慧。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像我一样能在杭州扎根。外卖牛人老曹说,杭州的人素质高,有教养,遇到恶劣天气,不仅不催单还会打赏。“外卖兄弟连”(外卖小哥自发的民间组织)的胡超超跟我讲,杭州这地方能赚到钱,有机会。他们很多人跑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了在杭州停留下来。

有人形容我是为中国外卖小哥们立传。我自己认为,写作《中国外卖》,是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人生总会面对很多难题,但是外卖小哥们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难,都很努力地活着。外卖小哥整体的素质越来越高,一代比一代强,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的切身体会。

还有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就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火了,可以说大火。《中国外卖》出版后,同一天有三家出版社找他出诗集,他选择了其中一家。他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我为他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