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长艾云林、一排长高松林、司务长李龙（从左至右）
到前线后，我每周写一封家信报平安，但只写给爸爸，并恳请他不要告诉妈妈
1962年8月，我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县高村乡吴村徐寨自然村。我有6个姐妹，在农村可以说是宝贝独子。外祖父认为我五行缺木，给我起名“松林”。
18岁，我高考没考好，整个人都萎靡不振。正好部队来村里征兵，我一听可高兴了。那时农村独子家庭可以不在征兵之列。见我决心很大，父亲又支持，部队才同意我参加体检。等入伍通知书下来，母亲才知道我要去当兵。
1980年11月，我和其他新兵乘坐闷罐火车，四天四夜后到达云南楚雄一个叫广通的小站，再换乘卡车，三天后到达云南临沧。我被分在工兵营机械连。
那时候，只有入伍满一年以上的士兵，才能报考军校。一到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便拿起书本、复习功课。第二年，我顺利考入长沙工程兵学校。
1984年7月，我军校毕业，分配到云南思茅地区的11军某师工兵营。报到时，工兵营正在老山前线对越参战。我和其他军官以及探亲召回的干部日夜兼程，赶到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县落水洞，军前线野战指挥部就在那里。
次日凌晨两点半，工兵营副教导员接我们回到后方指挥所。吉普车小心翼翼行驶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车灯一路关闭。因为通往前沿阵地的道路大多朝向越方，行驶的车辆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炮击。
天蒙蒙亮，我们来到一个叫林管的地方。老百姓都已经转移到后方了。营指挥所就设在一间民房。
我分在舟桥连，担任一排长。连队分散居住在背敌面的山腰，野战帐篷是唯一的安身地。只有越军向我方炮击时，战士们才躲进拥挤的掩蔽部。
到前线后，考虑到战场的残酷，我将每月发放的80元工资，留下20元零用，其余请到后方运物资的司机帮我寄回老家。
每周，我都写一封家信报平安。但只写给爸爸，并恳请他不要告诉妈妈。因为妈妈胆子小，我怕她一担心，身体要垮掉。
直到我参战完，回到部队驻地，妈妈才知道我上过战场了。
守卫阵地的步兵战友们看到为他们修筑的掩蔽部，既隐蔽安全，又能避风挡雨，都竖起大拇指
橡胶树林的蚊虫特别多。这蚊子个头小，被叮咬后浑身是红点，而且奇痒难忍，根本无法入睡。不过，我们的战士个个是钢铁汉，一周过后，蚊虫也和我们和平共处了。
那阵子，敌我双方的炮击声就像过年放的鞭炮。以往只在军事演习时听到，现在则是真枪真炮、敌死我活的战场。连队每天执行任务，都要经过被越军火力封锁的隘口，稍有大意就会有危险。一周过后，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了。
我营的参战任务，主要是构筑各阵地的防御工事。为避免伤亡，施工大多是在夜间。
接受任务时，全连官兵都傻眼了。因为舟桥兵以往主要训练架桥、渡河和给水，从没构筑过防御工事。
这时，我在军校学到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我选择一处较为隐蔽、土质相对容易构筑的地点，带领一班战士进场施工，二、三班负责运送辅料，很快构筑起一个宽2米、长4米、高1.8米的掩蔽部。连领导见到后，当即组织各班参观学习。很快全连官兵就掌握了构筑要领。
每天太阳一落山，我就带领全排战士手拿锹镐，展开作业，主要为守军构筑观察工事、机枪工事和掩蔽部。构筑中，既要防止越军偷袭，又要排除阵地表层敌军掩埋的地雷。
守卫阵地的步兵战友们看到为他们修筑的掩蔽部，既隐蔽安全，又能避风挡雨，都竖起大拇指。之后，战士们都喊我“工兵”排长了。
一天晚上，一班完成任务先回掩体。点灯时，不小心烧断了油罐上的麻绳。满满一罐煤油顺势泼洒在我的被子上。连队马上给我申请补发一床新被子。谁知二排长捷足先登“抢”了去。司务长无奈，只好给我送来了一条军毛毯。
云南天气炎热，薄薄的毛毯盖在身上，不冷不热，既能隔绝清早的寒露，又能防止蚊虫侵咬。午饭过后，战士们在帐篷里开会、学习，布置作战任务，有时也唠嗑。这条军毛毯就是最忠实的听众，静静地坐在战友们身旁。
从天黑到天亮，战士们每天施工十几个小时。饿了，啃几口压缩饼干；渴了，喝几口冷水
中秋佳节到了。团圆，对前线的军人从来都是奢望。
战友们望着明月，又担心明月。因为月光把阵地照得透亮，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敌军视野里。
战壕里，战士们只能俯着身子挖泥土，俯着身子抬木料，俯着身子运渣石，步步艰难，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汗淋淋的。
战士们太累了，我真想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可这是战争啊！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在家大多还是睡懒觉的大孩子，可在战场上，他们个个都是挺起脊梁的英雄汉。
天黑到天亮，战士们要施工十几个小时。饿了，啃几口压缩饼干；渴了，喝几口冷水。他们知道，在越军火力范围内作业，时间越长，越危险。
原指望中秋节改善下伙食，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不要说吃月饼、品瓜果，就连米饭也吃不上。放在编织袋里的大米全被雨水浸泡得发霉了。强体力劳动后，战士们却没东西填肚子，这种辛酸在和平环境下是体会不到的。那天，全排战士大多流泪了。
收工后走进掩体，我一下子瘫软在铺位上，我想起家乡不能团聚的父母，也想起肩负的重任。我擦了擦脸上的泥水，把全排战士叫拢来，坚定地说：我们一顿饭没吃，就掉泪，那还叫什么钢铁般的军人？还怎么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还怎么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的话，一下子把全排战士的士气都鼓起来了。
这种苦，这种累，只有钢铁般的中国战士才能做到
我连接到命令，到1072高地构筑防御工事。
1072高地三面环敌，和敌人阵地最近处仅相距四十多米。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全连覆灭。
阵地上，刚开始仅有波纹钢搭建的简易猫耳洞。白天，为躲避敌军炮击，我们与守军一起共用。狭小的猫耳洞里，闷得透不过气，我和战士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坐着，根本无法躺下休息。人多，天又热，嘴里哈出的气马上变成水珠，滴在脸上。
熬过白天，晚上天一黑，战士们又要长夜构筑工事。这种苦，这种累，只有钢铁般的中国战士才能做到。
更困扰我们的是吃水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一眼泉水，流量很小，而且离阵地很远。越军熟悉这里的地形，不停向水源处打炮。每天排里派出六名战士冒死前往。两人用皮水囊背水，四人手握冲锋枪瞭望护卫。背回来的水，先保证每人一军用水壶的饮用水，余下的仅能保障各班的做饭用水了。
在1072高地一个多月，战士们没洗过脸、刷过牙，更别提洗澡、洗衣了。就连吃过的碗筷，也是下顿开饭时，用不干净的手在碗里一擦，就又去盛饭了。
也许是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缺乏必要的维生素；也许是每天湿淋淋地在汗水里浸泡，大部分官兵都得了烂裆病。这是战地恶劣环境下的一种皮肤病。有的战士患病处流血化脓，又痒又疼。要是他们的父母见到，定会心疼地流泪。
可这是在战场上！战士们忍着疼痛，争分夺秒，抢修防御工事。
我只知道向阵地送粮食，送枪支弹药，送医疗用品，从来没有听说过送土
一天，我连奉命前往142高地送土。
我只知道向阵地送粮食，送枪支弹药，送医疗用品，从来没有听说过送土。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毫不犹豫地立即组织队伍出发。
路途中，需要经过越军机枪控制的一片开阔地。那里草丛稠密，小路两边布满密密麻麻的地雷。稍有不慎误入雷区，不仅危及战友生命，也会暴露运送目标，影响战斗的胜负。
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凭借泛着一丝白光的道路，来判断方向。有人悄悄跟我说，这可是一条通往前沿阵地的生死之路。我立即回应他：即使是死亡之路，也只能前进，绝不后退。
我们一路小心谨慎，没有触动地雷，也没有惊动越军。同时也经过了我军许多个暗哨。哨兵盘问口令，询问连队来的人数，并仔细清点，目的是防止越军混进队列，摸上阵地。
到达142高地的山脚下，我们与越军近在咫尺，更不能发出一点声响。战士们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往麻袋里铲土。每只麻袋，仅装了四分之一的土。再用嘴巴咬着麻袋口，腾出双手艰难地攀爬岩壁。要是装的过多，负重过大，不仅牙齿吃不消，身体也很难控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下悬崖。
我左手握着手枪，右手扒着悬崖，爬在最前面。在与哨兵互对口令后，悄悄进入阵地。
142高地海拔只有300多米，但环境十分恶劣，寸草不长，寸土不存，是一座赤裸裸的高低不平的石头山。由于位置前突，受越军三面控制，距越军近在咫尺，守卫高地的步兵兄弟每天不仅有遭遇敌军炮击的危险，还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尖锐石头，既没法坐，也没法卧倒。守卫阵地的官兵衣着单薄，胳膊、膝盖都被锋利的石头割出了一道道的口子，着实令人心疼。
这时，我们才明白上级决定向该高地运土的用意。是为阵地防御创造一些好的条件，关爱战士的身体健康，根本上也是保证战斗力。
是敌军还是友军？我立即放慢脚步，打开装满子弹并已经上好膛的冲锋枪保险
我连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一字型行进，为的是避免与越军突然遭遇，造成大的伤亡。
我是一排长，每次都走在第一个。一班长是大个子，走在第二个。
在战场上，口令非常重要。漆黑的夜晚，它是辨别敌我的最有效方法。按惯例，军队每天傍晚都会更换一次口令。
一天晚上，我们前去执行任务，刚过流沙河，就隐隐约约听到前方有身挂器皿、“叮叮当当”的撞击声，由远而近传来。我当即喊：“口令！”
可是对方却没有回答。
是敌军还是友军？是友军应该立即回口令。我立即放慢脚步，打开装满子弹并已经上好膛的冲锋枪保险，对准前方，时刻准备投入战斗。
是打还是不打？我作为现场指挥员，脑海里急切地翻滚着。打，如果是我军怎么办？那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误伤；不打，如果是越军呢？对方先开火，我连就会有重大伤亡。
紧要关头，我心里有一条准则：宁肯自己临敌受损，也决不误伤我方友军。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
原来对方是往阵地上送补给的友军军工，返回时没来得及领取当天口令，差点造成误伤！
我当时分析判断有两个依据，一是我问口令后，他们仍然继续朝我们的方向走，说明听得懂我们的话；二是如果对方是越军，遇到我们肯定会有操枪的动作，或者是转身逃跑的迹象。
但我操枪的声音，也把他们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心有余悸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拉起毛毯，蒙头想哭。忽然，这条军毛毯变成了穿军装的舟桥连老连长
那次阵地上的战斗十分惨烈。
晚上，我们刚走到交通壕，迎面陆续有军工抬着伤员从我们身边经过。疼痛的喊叫声催人泪下，鲜血顺着颠簸的担架，流进了弯曲不平的交通壕。
那些一声不吭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还得忍受三五个小时的颠簸，有的或许到不了后方医院，就告别这个世界了。
那天晚上，构筑工事的地方无比寂静。战士们悄悄的说笑声都没了，班长的催促声也没了，整个交通壕只有那紧凑的锹镐声。
凌晨回来后，我久久难以平静，连早饭都不愿意吃。
我想起1072高地。就在我们上去的头一天，越军密集的炮火把守卫在阵地上的一名副营长和一名副连长炸死了。他们永远地长眠于老山。
还有我们构筑工事的阵地，茂密的植被下常常布满了地雷。我军校时的同学刘万记，被炸掉了一只脚。另一位湖南籍排长，在一次构筑工事中，触雷爆炸，当场就牺牲了。
我拉起毛毯，蒙头想哭。忽然，这条军毛毯变成了穿绿军装的舟桥连老连长。他姓杨，比我早8年当兵，是我的直接领导。老连长轻轻擦去我的泪水，拉着我的手，轻声跟我说：小高呀，打仗哪有不牺牲的？虽然你年龄不过二十二岁，但作为排长，要带兵打仗，更要牢记使命，带领全排百折不挠地完成任务。
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梦。我的手还紧紧抓在军毛毯上。
是的，这条毯子也救过人。那是三班战士小张负伤后，急需送往后方医院。凌晨还有点寒意，我把这条军毛毯盖在小张身上，带领一班战士，抬着担架，翻越陡峭的老山主峰，终于在天亮时赶到后方医院，救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战士们每天要面对的。但这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的安宁，这样的牺牲重于泰山，无上荣光！
就在部队即将换防的时候，我接到了赴昆明军区工程兵大队培训的通知，早部队十多天离开了老山前线。
1985年，百万大裁军，我被调到合编后的新部队。后来，又经历再次入学深造，先后调到江浙作战部队。
在野战部队，无论是闽南、弋阳、三界、舟山等历次演习海训，还是九江、金华、台州、嘉兴等抗洪救灾和国防光缆施工，这条老山前线的军毛毯始终陪伴着我。
在走过人生最无悔的23年军旅生涯后，2003年，这条军毛毯又随我转业到地方。我把它安置在办公室的衣柜里，每天午休时，盖上它。夏天，我搭在肚子上遮凉；冬天，裹在身上御寒。
有人开玩笑说：“都这么破旧的毛毯啦，换床新的吧。”我总是抿嘴笑笑，“习惯了，盖着睡觉踏实。”
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每次盖上这条军毛毯，我都会不知不觉梦到自己一身军装，又和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永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