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都锦生先生在西湖茅家埠创办都锦生丝织厂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都锦生车间全景
1926年《宫妃夜游图》获美国费城世博会金奖
2004年1月18日 都锦生故居由杭州市政府出资修建后，重新对外开放
古都流光 锦生百年
李郁葱
说到杭州，西湖是理所当然的地理标志，而如果从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去寻找，胡庆余堂、都锦生等都是杭州的符号之一。2022年恰好是都锦生创办百年，从茅家埠到流水桥，从湖滨到凤起路，当我们去追寻百年都锦生的足迹之时，会发现在这百年中杭州的一些变迁，像是隐藏着的城市密码。
这和织锦的历史相仿，江南多蚕桑，杭州是蚕桑之地的翘楚：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主钱镠设官营丝绸作坊织室，记载中网罗了“织锦工”300余人，个个技艺高超。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的发展，一直绵延到当代。
街巷邻里杼声相闻，“织绫锦为业”众，这大概是丝绸之府杭州许多年里给外乡人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都锦生织锦应运而生。
都锦生，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仿佛注定是为锦而生的人。
茅家埠：或许是第一代大学生创业的缩影
1898年2月12日，都锦生出生于杭州西湖茅家埠。值得一说的是，按照以往的资料，一般都认为都锦生是在1897年出生，但在建都锦生织锦博物馆时，都锦生女儿都恒云要求改为1898年，说家谱中有着明确记载。
一年之差，虽无关宏旨，但可见时间为我们设置的迷宫里，需要厘清一些确凿之物是何等困难。从都锦生的照片去看，面容眉清目秀，有着江南人物的神韵。
茅家埠在西湖以西，东望杨公堤，西接龙井路，它的得名是因为明清之时，村口埠头布满茅草，野趣横生。相对于热闹繁华的西湖，是极为清幽之地，但这和都锦生时代的茅家埠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如果要去灵隐寺上香，香客们便是在这里的码头弃舟登岸，“上香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开始。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都锦生，看着香客们簇拥于此，西望天竺山双峰削立，佛国圣地就在眼前。而多数香客会在茅家埠吃了素斋，再去天竺、灵隐。这造就了沿途寺庵、斋堂、商铺鳞次栉比。
在今天的茅家埠，我们可以看到通利古桥、玉涧桥、五峰草堂、醉白楼、赵之谦纪念亭等景点，如果用些心，还能在大麦岭找到杭州现存唯一的苏东坡楷书摩崖题记。
按照《武林旧事》中的记载，旧时在此居住的人，大多姓茅，以采茶养蚕为生。都锦生非茅姓，但耳濡目染，熟谙于丝绸生产的全过程，这可能是都锦生后来创办丝织厂的原因之一。
1917年，19岁的都锦生考上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机织科。到1919年，毕业后，都锦生留校任艺徒班机织科教授并兼纹制工场管理员。
这样过了两年，1921年3月，用都锦生实业有限公司现任掌门人董事长王中华的话来说，都锦生的拓新思维，让他成为了第一代大学生创业的典型。中国第一幅黑白丝织风景织锦《九溪十八涧》首创成功，这是都锦生根据自己的摄影作品所织造的，他实现了把美丽西湖织成锦的愿望。
织锦生产出来了，都锦生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样的产品会不会受人欢迎，从研制到批量生产这是必然要走的过程。他想了想，当时的茅家埠人流如梭，不如就尝试一下，于是就摆在家门口试销。
结果让都锦生大受鼓舞，这些样品一销而空。这样到了第二年5月15日，初夏时节，以都锦生命名的丝织厂在茅家埠都宅创建：一台手拉织机、两位工人。
我们无从知晓时年25岁的都锦生当时的想法，他或许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闪念，巧夺天工的都锦生织锦，以其独特的工艺，成为了杭州丝绸的代表和名片。
现在茅家埠的都锦生故居，曾经是西湖区铁罐厂，之后又作为某单位的宿舍。到了2003年，在西湖西进工程时，整治修缮，由入口、祖屋、作坊(工厂雏形)，及纪念室、陈列室等建筑组成，展示都锦生的生平和丝绸文化。
而在这些变幻间，一百年就这样过去了，这就像茅家埠的码头，当年都锦生出门，大抵是会坐船的吧，在当年的大环境里，“提倡实业”“工业救国”这些精神便落到了实处。
王中华对老前辈当年的事迹了然于胸，在他看来，都锦生身上的很多闪光之处，到了今天，依然值得研究和学习。
从茅家埠到艮山门，都锦生迈出了一大步
都锦生丝织厂在茅家埠创办之后，就像是破土而出的树苗，很快茁壮起来。它和西湖的水一样氤氲，从茅家埠向着远方蔓延：1924年，在湖滨（旧花市街）开设出第一家门市部（杭州专卖店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最繁荣时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在都宅空地上建造一间小型厂房，手拉织机增至七台；1925年，在上海四川北路、广州十八浦开设营业所。
王中华说，都锦生在那个时代就有着超越同时代人的经营之道，这些专卖店的开设，是对市场的抢占和布局。
1926年，彩色古画织锦《宫妃夜游图》荣获美国费城世博会金质奖章，这也是中国织锦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第一块金奖。实至名归，是荣誉，也是一种鞭策，就在1927年，都锦生把丝织厂搬到了艮山门流水桥，当时的规模不同于茅家埠时代，已拥有织机六十八台，其中有当时最先进的电动织机，而全厂职工达到130余人。
把纺织厂搬到艮山门，都锦生应该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是运河的便利，二是和茅家埠一样，艮山门外同样是杭州的机杼之地。清代厉鹗在《东城杂志》说：“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按照资料，三里亭机坊户最为集中，“坝子门外丝篮儿”的谚语说的就是这个，而艮山门外闸弄口的机神庙，正是清初，由杭州机户、蚕桑丝织业者共同筹资建造，纪念把织造技艺（织锦法）传入杭州的唐代名臣褚遂良九世孙褚载。
在艮山门新厂，首次设计丝织台毯坐垫成功。稍后，增设上海三马路营业所。那时的都锦生想必是踌躇满志的，1928年，中国第一幅五彩锦绣织锦《蜻蜓荷花》投产。到了1929年，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在家门口召开，在丝绸馆中专门设立了都锦生产品陈列室，五彩锦绣织锦荣获特等奖，织锦领带荣获优等奖。
明星胡蝶等人来杭为“西湖绸伞庆典”揭幕作广告
但都锦生的创业也并非一蹴而就，在1928-1929年间，都锦生几次东渡日本，在大开眼界之时也有所收获，从日本风行的阳伞得到启发，设想如果用西湖风景的绸面作伞面，制成一柄柄美丽的西湖绸伞，岂不大受消费者的欢迎？
都锦生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制伞用的钢骨，回国后他请来了能做伞的苏州老师傅，又用法国电力机织造乔其纱伞面，制成钢骨阳伞后，不太实用，并没有打开销路。都锦生又与职工一起将雨伞改成晴雨两用伞，由工人祝祥源织造丝绸伞面，伞面还有喷花、绣花两种，但因采用了进口的钢制伞骨，每把售价高达十几元，很少有人问津，所以销路还是不佳，最终停产。
问题出在高企的价格上。有一日都锦生看到漫山遍野的毛竹，突然有了创新的想法，能否用毛竹作为伞骨降低成本？经过反复试验，他选中了富阳鸡笼山的淡竹作为制作伞骨的材料，并亲自指导工人汪锦铨等人做成了第一把杭州绸伞，这种伞直径不过2.4尺，用富阳特有的淡竹制作伞骨，每把绸伞用到36支伞骨，伞面用12种不同的颜色绘有西湖十景的图案，当伞收拢时，彩色的图案被收叠起来，外貌像一段淡雅的园竹。
这种绸伞上市后，大受欢迎。因其伞面用杭州的丝绸，并饰有西湖风景的图案，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西湖绸伞”。
绸伞的研制是一种技术的创新，而接下来的推广更是一种创新：特邀上海电影明星胡蝶等人来杭，为“西湖绸伞庆典”揭幕作广告。名人效应立马显现，西湖绸伞自此扬名。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1935年后，西湖绸伞的生产厂家除都锦生丝织厂外，还有振记竹氏、王志鑫等绸伞作等，其中的振记竹氏绸伞作就是由都锦生丝织厂的工人竹振斐辞职后开设的，也是杭州早期较为有名的绸伞作之一。到1949年，6家西湖绸伞厂(作)仅产3850把。1957年5月根据杭州市纺织工业局通知，都锦生丝织厂所属伞部工场划归杭州绸伞厂，1958年杭州在此基础上又统一成立了专门制作西湖绸伞的工厂。
西湖绸伞扬名之后所发生的事，是大时代里的微尘：“九一八”事变后，为抵制日货，都锦生停用日产人造丝，北平、香港等地的营业所相继关闭；1937年“七·七”事变后，杭州遭轰炸，都锦生丝织厂被迫停工；12月杭州沦陷，都锦生拒绝伪政府任命，被迫举家避居上海，并在上海法租界勉强维持生产；1939年，杭州艮山门厂房及设备等被日寇全部烧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都锦生丝织厂在上海的工厂关闭。
1943年5月26日，在悲愤交集中，46岁的都锦生在上海因脑溢血病逝。
但都锦生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陨落而凋零，反而在时间中，结出了更为丰饶的果实。
周恩来：
“都锦生织锦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
王中华与都锦生的缘分，他自己记得很清楚，是从1966年8月24日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中学生，骑着脚踏车路过凤起路和武林路，见一群工人正簇拥着把都锦生丝织厂的牌子摘下来，换上新厂牌：东方红丝织厂。
这次更名是当时的时代特色，到1972年又更名为杭州丝织厂，而都锦生的厂名直到1983年才恢复。
王中华说，他当时知道这家丝织厂是从艮山门迁过来的，就在清朝造币厂的原址上，其厂址范围包括现在的都锦生和温德姆豪庭大酒店等，后来当然知道其中更多的细节：
1943年5月26日都锦生病逝后，其妻弟宋永基接管工厂，到1946年，都锦生丝织厂从上海迁回杭州艮山门，但到杭州解放时，全厂仅剩手拉机34台，职工47人。这和兴盛时的繁华景象不可同日而语。
但酒香不怕巷子深，1949年 9月至12月，都锦生建厂以来第一项重大国礼任务从天而降：为毛泽东主席赴苏访问设计生产国礼《斯大林元帅》的织锦伟人像。根据后来解密的中央档案馆礼品清单，当年由都锦生设计生产的大元帅丝织像二帧，列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礼品目录，礼品送出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
精妙的织锦技术获得了肯定，到了1954年4月1日，都锦生丝织厂实行公私合营，随后被列为外宾参观单位。
1956年2月，出于发展的考量，都锦生丝织厂迁至杭州凤起路。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来厂参观视察并指示：“都锦生织锦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周恩来总理多次来厂视察，对都锦生织锦这一民族工艺品牌关怀备至。
1966年夏天的中学生王中华，应该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和都锦生捆绑在了一起。那一天之后不久，他就参军去了，两年后复员，也许是冥冥中的感应，他被安排到了这家企业。
之后都锦生丝织厂所发生的故事，王中华都是一个参与者，他看见，他融入，他的青春和美好的年华都和这家企业息息相关。在王中华的记忆里，都锦生丝织厂规模最大时，员工有3000人左右，织机近500台。这样的规模是因为迁到凤起路之后，把很多相关的小厂合并了进来。
一些记忆同样也是时代的留痕：
1971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由企业自行设计的代表当时织锦机械最高水平的双面八梭箱8Χ8自动提花织锦机投入生产；
同年3月，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运动员庄则栋向误上中国运动员专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赠送了一块都锦生织锦《云笼石筍》，由此拉开了中美乒乓外交的序幕；
1979年9月8日，人丝织锦缎获国家金质奖，风景织锦获国家银质奖；1982年9月，人丝古香缎获国家金质奖。
……
对老杭州人来说，在西湖东边的都锦生丝织厂，是一所颇有记忆的企业，充满着回忆的温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物质贫乏，都锦生所生产的丝绸被面，是结婚或走亲戚时最佳的馈赠品，意味着一种体面。
在王中华的印象中，那个年代是都锦生的锦绣年华，皇帝女儿不愁嫁，推出的产品供不应求，获部优产品的古香被面从二十几元一件卖到了八十多元。可见都锦生的价值。
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市场的冲击，这或许也是丝绸发展的客观规律，都锦生又一次转型。王中华言简意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定位。
“东方艺术之花”的今天和未来
国家银质奖、国家金质奖、“中华老字号”企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计量检测体系，标准化良好行为三项认证……
都锦生一直在发展，并没有故步自封，比如在国家“六五”计划新产品项目，大型彩色织锦壁挂《春苑凝晖》试织成功，该壁挂为我国彩色丝织织锦壁挂的代表作品之一；比如巨型丝织风景织锦长卷《江山万里图》试织成功；比如织锦台毯靠垫套装组合《丝绸之源》被选为G20杭州峰会国礼（夫人礼）……
1997月5月15日，在厂址的一角，都锦生织锦博物馆开馆，它也是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切没变，一切都在变。2001年，企业改制为“杭州都锦生实业有限公司”，保留“杭州都锦生丝织厂”为第二厂名。而都锦生也开始向杭州的边缘地区扩散，把更多的生产放到相对偏僻之地，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遍布水塘和稻田的三坝（现在耀江文鼎苑一带），比如去桐庐设立分厂，比如把一些私企纳入联营。
王中华认为，在改制之后，都锦生更多体现了丝绸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就像外国友人对着美轮美奂的织锦赞叹：“东方艺术之花”。
事实上也是如此：“杭州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企业被授予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传承基地称号……
都锦生英年早逝，但以他名字命名的企业却在时光中绽放着鲜艳的花朵，并不惧时光荏苒，如果我们去回顾，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都锦生独树一帜，成为丝绸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代表企业之一。
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一路传奇。作为一个杭州人，都锦生本身就是一本书，他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而在面临外来侵略时，则表现出了杭铁头的铮铮铁骨；作为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锦生已经演变成一种文化和一种精神。
今天在凤起路的都锦生，占地40亩左右，主体是博物馆，生产厂房也已经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杭州旅游资源和历史资源中的一张金名片。
茅家埠、湖滨、艮山门、凤起路……当我们沿着都锦生的足迹去阅读杭州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时间的微澜：它是一代人的命运之诗，且能够一遍遍的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