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对海洋的新认识、新观念，新发展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
黄纯艳 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南宋不仅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而且在中国的汉人政权中，第一次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完成了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开启了对外贸易的海洋贸易时代。宋代民众通过频繁的航海实践，不仅对北至日本、高丽，南至台湾岛、东南亚诸群岛、中南半岛等亚洲海域的地理空间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印度洋沿海及其以西地区诸国的地理方位也有了大致的认识了解。在南宋人的观念中，海洋已成为取利空间和生计世界，用财政的眼光来看待海洋。宋高宗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这是历史上第一个高度肯定海洋对王朝经济重要性的帝王。在南宋，正式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南宋禅逸画风对日本画坛、宗教艺术和文化的影响，流绪绵长”
陈野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南宋时期出现的以减笔作画、惜墨如金、不拘成法、意在墨戏自娱的绘画风格，题材涉及人物、花鸟和山水，创作者主要为僧侣画家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画院画家，著名的有僧梵隆、僧法常、僧若芬、僧萝窗以及梁楷等人。画史上一般认为是受禅宗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绘画风格，故称之为禅逸画风，或径名之为禅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南宋出现的禅逸画风影响深远，体现了中国绘画及其蕴含的中华文明东传日本以至东亚的重要历史轨迹。南宋禅逸画风对日本画坛、宗教艺术和文化的影响，流绪绵长。明代僧人如拙渡海赴日本九州岛，后至京都，住职于日本东福寺，成为日本水墨画初期的“伟大先锋”。如拙的画，就以法常、玉涧为师。此一时期形成的观音、龙、虎、猿、鹤、禽、鸟等日本禅画主题与图式，也是代有传续。
“宋代科学技术随文化和贸易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传播，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淼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宋政府对海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视，科学技术随之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传播，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科技的对外传播，对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天文历法、医学、印刷术、制瓷、纺织、建筑等方面。从总体来看，朝鲜和日本采纳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并融会贯通，有机融入到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和生产生活之中。宋代科学技术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对于发展和巩固东亚汉字文化圈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圈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内核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
“宋代理学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彭鹏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宋代理学是在高丽朝由文官安珦和白颐正传入，兴盛于朝鲜李朝时期。朝鲜时代以理学为官学，理学对于朝鲜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就日本而言，理学是在镰仓幕府初期，由日本禅僧俊芿传入，兴盛于江户德川时期。理学在日本没有获得官学地位，而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自由传播，理学融入到神道教、佛教文化当中，为日本阶层伦理的建构，提供价值遵循。在理学的价值选择上， 朝鲜更为关注理学中的“仁”、“孝”、“理”、“性”等抽象范畴，注重家庭伦理、忠孝意识、礼仪规范、道德自律的涵养，华夷观念、名分思想、春秋大义、天下意识皆有独到的发展。日本更多地吸收了儒学的 “忠”、“信”、“诚”、“勇”等原则，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将理学解构为可以为各阶层文化利用的工具。
“两宋之际天台宗对当时东亚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风俗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郝金广 台州学院讲师
宋代天台宗在历经唐末五代的沉寂之后再度中兴，并对东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北宋元丰八年（1085），出身高丽王室的义天法师来宋参学，受到宋哲宗的礼遇。义天入宋求法不仅促进了东亚佛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时也修补了北宋与高丽之间中断的外交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天台宗对日本禅宗的传入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南宋时期入华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人有学者统计多达一百余位，其中明庵荣西和希玄道元最为著名。分别成为日本临济宗、曹洞宗祖师。纵观两宋之际天台宗对高丽、日本等东亚地区的影响，既接续了唐代佛教文化层面的交流，又推动了当时宋、日、高丽等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同时对当时东亚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风俗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宋韵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唐文化要深远”
何忠礼 浙江大学教授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北宋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对日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时，宋、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虽仍然停顿，可是民间往来却由于海运的进步，安全性的提高而日益活跃，到南宋则尤甚。载体多为学问僧、商人、水手和知识分子。宋韵文化由此得以大量传到日本，其中包括禅宗、典籍、医术、茶道、乐器、伎艺、绘画，特别是理学思想等。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对朝廷，是在高层（特别是贵族），时过境迁，今天多数已成陈迹。宋韵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则主要在民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国民性。加之宋韵文化影响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唐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宋韵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恐怕比唐文化要深远些。
“宋韵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人民文化认同的纽带”
叶达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史上，中华民族曾与其他亚洲各国进行过密集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等，宋韵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例如，宋代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远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东亚儒家文明圈。在物质文明层面，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西方思想家培根指出：“（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在航行方面。”（培根：《新工具》）亚洲人民在历史上具有相互交流积极促进的良好关系，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宋韵文化作为共同的历史文化印记，有利于增强亚洲人民的文化认同，有效推动新时代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入宋日僧与东渡日本的宋元禅僧一起将饮茶习俗、制茶点茶技术及各种茶礼带到了日本”
江静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
南宋时，禅院茶会已成为禅僧修持和丛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宋日僧归国时，不仅带回了佛典佛器，也带回了茶树茶籽、茶书茶具，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东渡日本的宋元禅僧一起，将饮茶习俗、制茶点茶技术及各种茶礼带到了日本，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首先，推动了茶饮之事在日本的重兴。此前衰落的茶文化，直到以荣西（1141-1215）为代表的留学南宋的日本僧人陆续归国，他们播茶籽、著茶书、饮茶汤、作茶诗、行茶礼，饮茶文化才重新在日本流行起来。其次，奠定了日本茶礼的基础。日本茶礼包括寺院茶礼和民间茶道礼法。寺院茶礼所用茶器、点茶方法、流程仪轨为南宋禅寺茶筵的延续。民间茶道其流程仪轨源自寺院茶礼。最后，决定了日本茶道的精神。日本茶道将饮茶与禅修相结合，通过对“和敬清寂”精神的追求，实现禅宗思想的艺术性表现。
“东亚国家的《家礼》接受史，具体阐释了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过程”
陆敏珍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熹《家礼》，自宋元以来，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之时，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大约在十四世纪，朱子《家礼》传播至朝鲜半岛，当时的高丽政府以律令的方式来推行该书。同时，朱子《家礼》还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成为朝鲜重要的礼学著作与礼仪行为准则。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朱子《家礼》就被大量翻印，与此书相关的各种译介、解说、研究在这一时期不断问世。对日本思想、习俗造成深远影响。十五世纪左右，朱子《家礼》开始在越南受到关注，圣宗时代的婚礼与丧礼均依《家礼》进行。毋庸讳言，东亚国家的《家礼》接受史，具体阐释了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过程。
“南宋临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魏峰 杭州市社科院文史所副研究员
绍兴八年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南宋的事实上的都城，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商业城市。书籍、书版是北宋出口日本、朝鲜地区的重要货物。杭州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北宋淳化五年国子监校订《史记》等书，后即在杭州刻版，此后又先后在杭州刻印了《周书》《北齐书》等史籍书版，杭州刻版著称于世。自明州往日本、朝鲜地区输出的书和刻版，很多是自杭州刻印。临安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并且影响和带动了周边湖州、绍兴、衢州、婺州和平江等地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品。书籍之外，纸张也大量出口，浙江是宋代的造纸中心之一，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中对宋代文献中出现的纸品名称的统计，产地在浙江的就有二十余种。杭州地区刊刻的书籍成为宋代文化向东亚传播的重要载体。
“林和靖作为宋代隐逸诗人的代表，深深烙印在东亚文明进程之中”
王勇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西湖在杭州，名胜传东亚。西湖蕴涵丰富的文化意象，如白居易与白堤、苏东坡与苏堤、林和靖与孤山、白蛇传与雷峰塔等等，宋元时代远播周边各国，成为文人雅士所憧憬的名胜之地、理想之乡。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广为人知的一休宗纯，其诗《梅下西净》“暗香不污我心头，清浅横斜月影幽”，化用“暗香疏影”典故极妙。越南，申仁忠作于洪德二十五年（1494）的《奉和御制梅花》诗中以“西湖处士”指林和靖，“风前迢递香魂媚，水面横斜月影癯”化用《山园小梅》名句。朝鲜半岛，林和靖作为理想隐士的意象，深受朝鲜文人的崇敬。程顺则是琉球最著名的汉诗人，康熙时曾特意往孤山凭吊林和靖，可见心向往之、神交已久。林和靖作为宋代隐逸诗人的代表，深深烙印在东亚文明进程之中。
“两宋时期的对外关系的开放性，为东亚书法开拓了舞台”
方爱龙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两宋书法对日本产生广泛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个路径体现在两大群体方面。一个路径即佛教（禅宗）文化的传播，两大群体即文人与禅僧。北宋文人书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宋四家”。南宋文人士大夫名家中对日本书法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当以吴说、范成大、朱熹、张即之等为代表。对于书迹的传播，在日本主要是依靠禅僧作为中介者，师徒相传。中国书法影响朝鲜半岛的路径，与影响日本同中有异、相对单一，即主要是借助北宋时期代表性文人书家作品的输入而形成，并一直影响了他们在汉字书法一途基本的艺术审美规范和儒家审美心理。概而言之，两宋时期的对外关系的开放性，为东亚书法开拓了舞台。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强大的汉字书法这一本源性的文化中介。
（叶晓 郑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