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饮冰室文集》等。
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二人还有师生之谊。而康擅书法广为人知，尤其他写的那本书法理论专著《广艺舟双楫》轰动一时，奉为圭臬，但梁亦精书艺，且水平不亚于康，这点很多人却并不很清楚。
清代中晚期也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复兴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给以馆阁体为主流的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特别是阮元、包世臣、张裕钊、康有为等人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使碑学盛行。儿时的梁启超为求功名自然不能免俗，对欧阳询、“二王”一路的书法着实下过一番苦功。待有一次他在粤秀山“三君祠”看到陶浚宣写的一副魏碑对联后，顿时被这一全新的书风所吸引，便萌发了追陶习碑的念头。但由于那时他年纪尚小，功力不逮，故而对魏碑、隶书等虽有接触而终难深入。一直到他18岁那年，经同窗陈千秋引荐，拜在康有为门下，学识、书艺方有大进。
梁启超第一次系统研习书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日本一住就十多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深入学习了《张猛龙碑》等北魏刻石。梁启超归国后，虽即刻卷入了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之中而无暇游艺作乐，但却未放弃书法。这一时期，除治事之外，多以作书自娱。他曾写信请朋友代购《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兰亭序》等十几种汉魏碑帖，并从《礼器碑》入手学习隶书。心情好时，每天三四小时见客做事，三四小时写文章，其余时间全用来练字，且无丝毫厌倦之意；心情不佳时，如1916年的夏天由于在政治上举棋不定，一向下笔千言的他竟至写文章也无精神，此时写字作书便成了定神定心的妙法，且比以前更加勤奋，“一天常尽二十纸”。
退出政坛后，梁启超专心学术，将大量时间用于钻研书法，特别是魏碑的临摹与创作上，书艺日臻化境。1925年正月前后，梁启超品题碑帖之兴大发，对150余件汉魏碑拓进行题跋，内容涉及金石鉴定、历史考证、艺术品评、风格渊源等各个方面。这些题跋也成了研究书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有关梁启超书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赞其隶书，有人夸他楷书；有说其学碑，有认为他取帖……，但都没有谈到核心——其书法的创新性何在。梁启超的魏碑作品早期多以《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样式出现，间或有李瑞清、陶浚宣的影子，直至50岁左右方显质的变化：起笔虽仍以方笔为主，但运笔沉稳、方圆结合、变化丰富，结体更是别具一格，走向鲜明、成熟的自家风格。特别是题跋类作品，雅化意识更是明显。他的这一创变思路来自《流沙坠简》。该简的问世不仅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文字史、书法史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为书家的创作创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用帖的细腻、精致来破解碑的荒率、粗野。梁启超尊碑绌帖的书法观念也随之改变，晚年他在致儿女们的信中提道：“自己临帖临出瘾了。”不仅如此，在一次演讲中谈道：“我主张临六朝新出土的碑。近来有珂罗版，很方便，临帖亦还可以。没有珂罗版以前，真不要打此种主意。”这都说明他已不再坚守康有为的碑学至上论，打破了碑、帖对立的思维，在实践中还大胆地将“二王”与《张迁碑》融合一起，开启了新的书风。
梁的书法随着岁月的推移，才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既非楷书亦非行书，又非纯粹魏碑；既巧妙地融合了篆、隶、楷、行、草、章等多种书体，又恰到好处地纠正了碑书粗率之弊的“梁体”。虽无康（有为）书之魄大雄伟，但神采奕奕，温文尔雅，如见其平易近人学问淹贯之丰采。遗憾的是，正当他的书风趋于成熟、迈向巅峰时却戛然而止（57岁辞世），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书法史上的根本性地位。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马衡对梁启超书法推崇备至，称其“晚清以后殆无有出其右者”。著名文学家沈从文亦以为: “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理论来阐述书法的学者。1927年，他在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作了题为《书法指导》的讲演，指出中国写字之美是独特的民族之美，总结出书法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表现等诸要素，阐述了“计白当黑、协调统一、不可重复性”等理念，并提出“各种美术之中, 以写字为最高”的结论，可谓独树一帜，颇具国际化视野，比那些传统的心得式、体悟型的书论无疑要高出许多，也为日后书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