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何天生
当年的米袋和绑腿
口述 何天生 整理 马朝虎
1979年2月23日，这一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第7天，是我跨出国境线参战的第1天。
下午，我和南京军区及济南军区的战友们，经过8天7夜的日夜兼程，终于到达了云南省马关县火车站，这里距离边境大约50余公里。
我们上车后，车子飞快地向前沿阵地驶去。
公路沿途的村寨，都设有支前服务点，供应茶水及当地水果。一些百姓涌上前来，热情招呼我们下车喝水，或将水果递到我们手中。
但战事紧张，容不得片刻停留。为感谢百姓的拥军之情，我们唱起了军歌，唱得大家都热血沸腾。
在接近边境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几百人不停地在挖坑，一行行、一排排，非常的整齐。
当时，元宵节过去不久，在我的老家，农事尚未开始。我问身边的一名当地向导：“你们这里这么早就开始植树造林了？”
向导顿了一下，说：“我说出来你不要难过，这是为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们准备的坟墓，有战争就有牺牲，不提前准备是来不及的。”
顷刻间，车厢里的气氛沉寂下来，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死亡离我们是这么的近。
怕死别当兵，怕死更别上战场。我大声说道：“为祖国战死沙场，是无上的光荣，没有什么好怕的。”
13天前，我还是南京军区守备第 28 团 1营 2 连的农场班长。接到团部动员参战的命令后，当天晚上农场召开大会紧急动员，号召党员、骨干带头参战。保家卫国是军人的本分，自己又是共产党员，更应走在前面。
我咬破食指，用鲜血写下了请战书。没有人不恐惧战争，但作为军人，血管里奔涌的，是无所畏惧奋勇杀敌的胆气。
这时，一位战友站在被包上高喊：“战友们，我们唱个《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好吗？”
那首歌是《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很能体现大家的心境。
于是，战友们齐声唱了起来：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这辆车上的战友在唱，前后车辆的战友受到感染，也跟着唱，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既悲切又雄壮，把沿途的妇女儿童都唱哭了。
根本来不及用花名册点名分配。来自不同团营连的领兵干部对我们说：“20个跟我走”，“30个跟我走”，“40个跟我走”
车辆停在了一处大草坪上，这里是昆明军区后勤部23分部设立的兵供站。
20多名从前线赶来的领兵干部表情严肃，做手势让我们不要唱了，说前面300米就是越南了，让大家赶快下车吃饭，饭后就上战场。
晚饭后，天很快黑了下来，领兵干部向大家宣布：“一定要穿上防刺钢板解放鞋，被子体积大不便于行军，只带枪支、子弹、手榴弹、雨衣、水壶、挎包、急救包、压缩饼干、毛巾等用品。”
前线指挥部一直在催促我们，晚上12点之前，所有战士必须到位。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用花名册点名分配，指挥部要求各部队领兵干部回去后将兵员姓名明天上报前线指挥部，便于人和档案对号管理。
来自不同团营连的领兵干部面对我们说：“20个跟我走”，“30个跟我走”，“40个跟我走”。
我这一组的领兵干部是云南边防 13 团 2 营5连副指导员，他大声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听我指挥，子弹全部上膛，关好保险，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晚上天黑，为了便于识别，大家将白毛巾扎在左手臂上。”
接着，一队队的战士们紧跟着领兵干部和向导，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连长察觉到了我的尴尬，笑着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生死战友了，不把你们认清楚怎么行？万一牺牲了，也可以把你们找回来”
走着走着，不时听到有零星的枪炮声，看见照明弹从空中划过，瞬间照亮大地。
我们轻手轻脚地紧紧跟着向导和领兵干部，爬山、过河、穿丛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20名新兵员终于抵达了连队驻地。
连长、指导员赶紧将我们引进帐篷，然后高高举起一盏马灯，走到每一个战士面前，停下来，从上到下认真仔细地看上好几眼。
我从来没被人这么看过，觉得很不自在。连长察觉到了我的尴尬，笑着说：“放心吧，我没想给你们介绍女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生死战友了，不把你们认清楚怎么行？万一牺牲了，也可以把你们找回来。”
指导员马上让文书将登记表拿来，把新兵员的姓名、出生年月、入伍年月、文化程度、原部队、原兵种、原职务及籍贯进行了登记。
连长说：“这一片的地形、地貌、天气、民风我们都不熟悉，对我们很不利，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敌情，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连长还向我们介绍了前线及两翼部队的情况和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配属给14军41师作助攻及战勤任务。
5连进入越南后，驻扎点已更换4次，越军小股特工经常在深更半夜前来骚扰袭击，都被哨兵及时发现，未造成伤亡。
排长说，5连除了我们2排，其他排都有手表。以后，你的手表能不能借给排里使用，执行任务、换岗，就不用到别的排去问时间了
当天，我被任命为班长。晚上，正要前往哨位换岗，排长王利平突然叫住了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回答说：“排长，我叫何天生，浙江常山人。”
排长笑了起来，说：“刚才，你手上的什么东西晃一下我的眼睛？”
我把左手抬到眼前一看，明白了，是手腕上戴着的手表。
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排长觉得我戴手表太招摇了？
我是军人，但也是一个青年，赶时髦是天性。看到别人戴手表，非常的羡慕。当兵以后，第一年每个月有6块钱的津贴，除了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之外，我尽量节省开支，把钱攒起来。
差不多一年后，我终于攒下了30元钱，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了。刚好我被评为省军区的先进，趁到南京授奖的机会，左挑右选，买下了这块钟山牌手表。
排长说：“小何，5连除了我们2排，其他排都有手表。现在你来了，还戴着一块手表，真是太好了。以后，你的手表能不能借给排里使用，这样，像执行任务、换岗，就不用到别的排去问时间了，你同不同意？”
换作平时，我是舍不得把手表借出去的。但这种时候，有准确的时间，就是完成战地各项任务的保障，能保护战友们的生命。
我立即摘下手表说：“排长，我同意，手表就交给你了。”
排长双手接过手表，用右手大拇指摩挲着光滑的表面，又把它贴到耳畔，听到嘀嗒声后，裂开嘴巴笑了。排长把手表先是戴在右腕上，觉得不对劲，又捋下来戴到左腕上。袖子不知道遮住好还是不遮住好，袖子总是放下又挽上。
看到这里，我想笑又不敢笑。
最后，排长还是决定把袖子挽上，让手表暴露在外面。昏暗的马灯下，镀铬的表面确实有些晃眼睛。
此后，有了我的这块手表，像执行任务、换岗等，排长再也无须去其他排里问时间了。
排长是云南德宏州人，已经结婚，每个月发的工资，除留一小部分自己花销外，全部寄回去贴补家用。
直到3月13日，根据指令我们从越南撤回国内。在国境线上休息时，排长叫我：“六班长，我们已经胜利回国了，你的手表已经完成任务，现在还给你。”
他从腕上摘下表，恋恋不舍地递给我。“手表真是个好东西，以后，我也要存点钱买一块，又好看，又方便。”
我一直珍藏着那块钟山牌手表。可惜，1998年，家里遇上洪灾，手表被大水冲走了。
哨兵很警惕，发出口令后，发现对方回应不上来，就立即开火，对方就溃散了。真是有惊无险
2月24晚上，我站岗的时间是22点到24点，两个小时换岗一次。每次换岗，排长都要看几眼手表，然后一再叮嘱：“把眼睛给我瞪得跟电灯泡一样，连一只老鼠都给我看清楚是公的还是母的。”
我这一岗，平安无事。回到帐篷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我跳了起来，和几位战友一起，拿上枪朝枪响的方向冲了过来。
据哨兵介绍，有一个班的越南特工前来袭击我们的驻地。
越南特工确实像一群狡猾的老鼠，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断地搔拢袭击我们。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给我们造成伤亡，二来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我们休息。
那天，哨兵很警惕，发出口令后，发现对方回应不上来，就立即开火，对方就溃散了。
真是有惊无险。
见没有什么情况，排长看了一下手表，再次提醒哨兵要提高警惕，然后叫大家回去休息。
面对这种鬼鬼祟祟的越南特工，我跟所有的战友一样，既气得牙根发痒，又无可奈何，最希望的是在前沿阵地上，拉开架势好好地跟他们干上一场。
然而，几天后的一场抢运伤员行动，使我终生难忘，知道了战争要多残酷有多残酷。
受伤的战友要水喝。但人失血过多时不能喝水，否则这条命也许就不行了。我只好硬着心肠给战友做简单包扎，把他送上军车交给护士
此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刚进入第二阶段。
2月27日深夜，我们5连接到了指令，要求随时准备进入阵地里抢运伤员。队伍迅速集合，并带领民兵、民工50多人扛着担架进入待命状态。
我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盼着早一点进入战场抢运伤员，抢运一个是一个，让挖好的墓穴永远空在那里。
28日天刚亮，我军发起攻击，炮弹像雨点一样对越军驻守的山头倾泻而下。
接着，我军分左中右三路发起地面进攻，将士们呼喊着为牺牲战友报仇，勇猛地扑向敌阵。越军伤亡惨重，已溃不成军，开始向郎勒方向仓皇逃跑，我军乘胜追击。
我和战友们冲进了战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500多米长、几十米宽的山沟，伤亡的战友躺在草丛里、树林中、水沟边。一个弹坑边上，倒卧着多位战友，到处可见鲜血布满的地面，许多水沟和低洼也被染红了。
隐约还能听到受伤战友微弱的呻吟声。
快！时间就是生命！连长一声令下，我们迅速展开救援。先抢运受伤战友，把他们早一分钟送到后方医院，就多一份生还希望。
战场地形十分复杂，灌木茂盛荆棘丛生，给抢救带来极大困难，我们采取地毯式搜寻，不遗漏一处地方。
我班的副班长李成华，1977年入伍，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他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半个多小时，就从树林和草丛中寻找并背出了3名受重伤的战友，自己也被受伤战友的鲜血染成了血人。
我把一壶水递给李成华，他一仰脖喝了个精光，又去抢运伤员。
但受伤的战友不能喝水。他们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用微弱的声音或眼神和动作，向我要水喝。
进入前线前，我们受过战场救护技术培训，知道人失血过多，喝水会加重病情，甚至这条命就不行了。我只好硬着心肠，忍住眼泪，给受伤战友做简单包扎，然后轻轻抬上军车交给随车护士，送往后方医院。
经过国境线上那个新挖的墓地时，原来一个个空着的墓穴，很多已经成了新鲜的矮矮的小土包，里面躺着的是年轻的生命，我的战友们
最残忍的是搜寻和整理牺牲战友的遗体。
牺牲的战友在枪弹的蹂躏之下，遗体归位和身份确认十分困难。连长要求我们，要对牺牲战友负责，对战友亲人负责，尽最大努力认真辨认、准确归集，使英雄们完整归国，回到故乡。
我仔细地寻找，在雨水里，在泥土里。我将分散在各处和掩埋在泥土里的部分骨肉集中起来，根据牺牲战友的身高、体型，一一丈量核对再聚合成完整身体。
然后从帽子、衣服、领章上获取身份信息，再把牺牲时间、地点都登记入卡编号后，运回国内。
有位战友被炸飞的一只手臂不知去向，他牺牲的地方就在小河边，我判断手臂可能被昨晚的河水冲到下游了。我沿着小河寻找，果然在200多米远的小河沟里将它找回，还烈士一个完整的身躯。
在撤离战场之前，全连再次对周边草丛、树林、深沟进行地毯式搜索，确认现场无任何遗漏伤亡战友后才撤离战场，整个行动细致而又缜密。
抢救工作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3点左右才结束。
回到驻地，大家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位战友吃得下饭。我的胃一阵阵隐隐作痛。
这次行动中，我荣立三等功。面对荣誉，我感到十分惭愧，与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相比，我太幸运了。
3月13日，根据上级指令，我们撤回国境线内。经过国境线上那个新挖的墓地时，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去看，但还是控制不住回头，泪水唰地一下就流了出来。
一个个空着的墓穴，很多已经成了新鲜的矮矮的小土包，里面躺着的是年轻的生命，我的战友们！
我好好地走下了战场，而他们永远地停留在了这里，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痛。其他战友和我一样，没有一个不流泪的。
我远远地朝着墓地，敬了个军礼。没有什么比军礼更能表达我那一时刻的心情。
远远看到一位战士靠坐在树桩上，头无力地歪在一边。当我靠近时，我看到他的眼睛盯住我，手想抬起来。我激动地叫起来，“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回国后，我依然驻守在边境线上。不规则的战地生活让我得了严重的胃病。
5月份的一天，我的胃像火烧火燎一样的难受，实在坚持不住，捂着肚子去解放军第143野战医院配点药品。那日天气不错，在医院的院子里，三三两两地坐着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伤兵。
刚跨进院子，我就发现有一位伤兵，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这双眼睛有点熟悉，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几步走到他的跟前，问道：“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肯定地说：“是的，肯定见过。”
我问他是在哪里受的伤，有几处伤口，已经多长时间了。听了他的回答，我越来越明确，他肯定是2月28日那天，被我们从战场上救下来的一名战友。
太阳越升越高。他脱下头上的帽子，露出额头一道长长的伤疤。我终于确定，他就是我亲手抢运出来的一位伤员。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救了我！”
我们相拥而泣。
回想救他的那天，我和战友们远远地看到一位战士靠坐在一棵树桩上，头无力地歪在一边。战友认为他已经牺牲，就先去搜索存活者。
我不放心，走近几步，作最后确认。
当我靠近时，我看到他的眼睛盯住我，手想抬起来，但努力了几次都没成功。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我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连忙蹲下身子，发现他身中9枪，其中一发子弹划过额头。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水，水……”
我没理他，失血过多的伤员不能喝水。简单处理伤口后，我叫来民兵和民工把他抬出去。
他转过头，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对这双眼睛有了记忆。
想不到3个月后，我和他意外重逢。看到他身体恢复得很好，我特别高兴。
更巧的是，他也是南京军区守备1师的战友，1979 年2月16日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南下参战的。
我取下随身携带的水壶，笑着问他：“现在要喝水吗？可以喝个够了。”
他听明白了，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从中越边境调往中缅边境的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守卫100公里的边境线。1983年，部队精简整编，我调往云南省景谷县人民武装部。后来，转业回了浙江老家常山，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这么多年，我从不主动跟人说起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
201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我要去看望长眠的战友，在他们墓前点一支烟，祭一杯酒。
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年设在中越边境线上的墓地，已经移到了云南马关县的“马白烈士陵园”。当我远远看到那六个字的时候，我失声大哭起来。
我知道，这一块块静默着的墓碑，是一座座闪闪发亮的丰碑，是一个个年轻生命，筑起的新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