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合影，摄于1962年，二排右三何娟彩，二排右六大哥毛子嘉，二排右七毛永国
何娟彩当兵时的照片（原照片已遗失，此为临摹）
年轻时的毛永国
清漾村毛氏祖祠
口述 毛旭明 整理 马朝虎
与地下党密切接触的同时，父亲爱上了何绍宽的妹妹何娟彩。但父亲已经是有妇之夫，半年前，他刚和我的母亲柴富凤包办结婚
1945年，从简易师范毕业后，我父亲毛永国成了浙江江山郑家坞乡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员，乱世之中给自己找到了一只饭碗。
但校方经常拖欠老师工资，父亲出头讨要，被解聘了。除了要另谋职业外，还得躲避国民党抓壮丁。父亲不愿意给国民党当炮灰，常常避居在初中同学何绍宽家里。
何家在江山名气响当当，是当地最大的地主。
何绍宽的姨夫是暨南大学教授，回乡时住在何家。江山县立中学的一部分教员是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得知教授回来，就前去拜访。
一来一去，父亲与一位名叫江文焕的人一见如故。江文焕当时是江山县中党支部书记。
一天，江文焕单独把父亲叫到一旁，希望他设法在相邻的常山县自卫总队谋取一份职业，趁机搞策反工作，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大哥，也就是我大伯毛子嘉在国民党第三专署任视察。通过这层关系，父亲后来顺利打入了常山县自卫总队。
与地下党密切接触的同时，父亲爱上了何绍宽的妹妹何娟彩。何娟彩比父亲小4岁，是江山县立中学高中部学生，她齐耳短发，浓密的齐刘海，身穿蓝色短袄、黑色中长裙，脚蹬一双黑色皮鞋，是公认的校花。每次她从江山城区的几条街道走过，常有路人频频回首。
父亲出生于1924年，那时已是一个有妇之夫了。半年前，他和我的母亲柴富凤结婚。母亲出自乡村小户人家，又是包办婚姻，怎么跟才貌出众的何娟彩相比呢？
其实，父亲的才貌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个子匀称，浓眉大眼，诗书琴画样样精通，是人们眼中的才子。
才子遇到佳人，父亲与何娟彩的感情迅速升温。
上尉干事朱信才听得懂江山土话，一直对父亲有所戒备，经常不打招呼就闯进父亲宿舍。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必须设法清除掉
1948年9月，父亲赴常山县自卫总队任准尉办事员，过起了刀尖舔血的日子。
进入自卫总队后，父亲进行了全面摸底，对搞策反工作慢慢有了把握。
副总队长徐若萍是我大伯的同学加同事，此人嗜酒如命。另一个副总队长倪耀是我大伯抗战时的上司。第一中队队长周音戈老家是江山石门镇，他底下大部分士兵也是江山人，为躲避抽壮丁才来常山当差。
父亲有意识地去结识穷苦出身尤其是江山籍的士兵，没事就往他们的宿舍里钻，先是套近乎拉关系，时间一长，亲得就像一家人。士兵们说：“永国兄弟，我们跟着你干。”
此时，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解放军势如破竹，形势一天一个变化。
经过党组织考察，1949年1月，父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常山县天马小学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上级下达了明确的策反指示——“尽快把自卫队的士兵鼓动、组织起来，拉上山建立武装力量，以迎接配合解放军行动”。
父亲每晚要向党组织汇报和商议工作。为了防止别人偷听，父亲和联络人接头时都有绝密暗号。如果自卫总队最近加紧巡查，暗号是“要下雨”。如果党组织要提醒父亲注意安全，暗号是“多穿衣服”。
但父亲感觉到，身后始终有一双阴险的眼睛在死死盯着。一次，父亲从士兵宿舍出来，发现上尉干事朱信才的身影在转角处一闪而过。
朱信才和父亲是同乡，听得懂得江山土活。他一直对父亲有戒备，经常不打招呼就闯进父亲宿舍，搞突然袭击。
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必须设法清除掉。
党组织给父亲下了绝密口令：“你去搞几斤肉回来。”父亲明白，这是要求他设法搞点武器。他决定来个一箭双雕
常山与江山相距30多公里，过去交通不便，来回一趟不容易。
那天，父亲回江山，看过了何娟彩，又回清漾村老家看我母亲。进了家门，母亲双手下垂环抱住肚子，说：“我不想孩子出生后没有爸爸。”
父亲听得懂母亲话里的意思。纸包不住火。其实，母亲早知道了父亲所从事的工作，也知道他和何娟彩的关系。
母亲一语双关，透露出农村家庭妇女的智慧和善良。
那天夜里，父亲彻底失眠了。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
党组织已给父亲下了绝密口令：“你去搞几斤肉回来。”父亲明白，这是要求他设法搞点武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硬通货，腰板才挺得直。父亲决定，来个一箭双雕，既搞到武器，又把朱信才这枚“定时炸弹”清除掉。
一个绝妙的计划，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
一个星期天，自卫总队的士兵在县城内外闲逛。一位江山籍士兵回来向父亲报告：东门外二三里处的山上发现几只黄麂。
朱信才平时喜欢打猎，常叫上几位亲信上山打野猪山鸡，然后胡吃海喝一番。父亲故意扯大嗓门，和士兵大声聊着：要不要把黄麂搞回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隔壁的朱信才听到，兴奋地冲进来：“我去！你们等着吃红烧黄麂肉吧！”说罢，带上七八个士兵，去军械库领了长枪、子弹，兴致勃勃地打猎去了。
等朱信才一走，父亲立即找到副总队长徐若萍，请他去检查军械。进了军械库，一点数目，少了七八支枪。
徐若萍大发脾气，“简直无法无天！总队的枪又不是他家里的烧火棍！”转身就去向县长张致藩汇报。
第二天，朱信才被撤职，被迫离开自卫总队。
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三毛一戴”的老家开展地下斗争，这分明是“与狼共舞”。父亲终于向大伯亮明了身份：“哥，你起义吧”
这还不是胜利的时刻。
正当父亲盘算着搞武器的事，党组织急令父亲回江山。
原来，江山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焦国楹也是地下党，因身份暴露被追查，人已撤离。我大伯毛子嘉奉命接任副总队长的职务。
党组织派父亲回江山，就是让他劝大伯起义。
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三毛一戴”（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和戴笠）的老家江山开展地下斗争，这分明是“与狼共舞”。
但国民党的败局已无可挽回，父亲不能眼睁睁看着大伯在死路上越走越远。
夜色下的江山城，平静如常。兄弟俩坐在一处促膝长谈，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父亲终于亮明了真实身份：“哥，你起义吧。”
大伯并没有特别震惊。他料定国民党大势已去，早有弃暗投明的决心，遂答应见机行事。
5月6日，江山解放。
当时，国民党浙江省第3区专员公署独立营设在江山县城，负责人洪宪成原系汤恩伯部下。解放军攻城时，洪宪成带着独立营并挟持大伯和江山自卫总队，撤退至廿七都廿四蓬。
就在同一日，原常山自卫总队经父亲策反的30多名士兵，跋涉来江山找他，希望投奔解放军。
但自己的亲生哥哥还身陷险境，要尽快从虎口救出来。父亲想到了我大娘，写了一封密信让她交给大伯，叫他及早行动。
密信带到了。
5月8日，大伯趁洪宪成带独立营南撤之机，率自卫总队的部分士兵返回石门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父亲本可参军南下，建功立业的，可他舍不下怀孕在身的母亲，也割舍不下何娟彩，他选择了留下。
何娟彩退伍回来了。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疏离她和我父亲的感情。父亲和母亲离婚了，在江山城闹得满城风雨
我叫毛旭明，出生在1949年12月。
解放初期的江山，百废待举。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无论是剿匪反霸，还是恢复生产，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被称作江山土改工作队的“四大天柱”。
这一切，党组织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前途一片光明。
母亲在解放的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清漾村当上妇女主任兼农会主任，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与父亲的距离，成为同路人。
每天我几乎看不到父亲和母亲，我跟着祖母吃住在一起。
何娟彩也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响应号召，穿上军装当了女兵，在部队里是文化教员。她想借此逃避和父亲的感情。
何娟彩去了部队，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以为从此可以和父亲白头偕老。
然而，她想错了。
两年后，何娟彩退伍回来，分在峡口镇的银行工作。
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疏离父亲和何娟彩的感情。再次相见，他们知道再也分不开了。
此后，他们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维持下去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1953年，在我4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离婚了。这件事在小小的江山闹得满城风雨。
父亲去开会，一位主要领导把他拉到一边，严肃地对他说：“毛永国，你简直昏了头，明天就去办复婚手续！”
父亲笑一笑就走开了。那阵子，他正在筹备和何娟彩的婚事。父亲决心已定，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那时，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父亲竟毫无察觉。
父亲要再娶，母亲最担心的是我。她去峡口镇找何娟彩，两人心平气和地站在人来人往的集镇上，像两个熟悉的人聊起了天。
母亲说：“我不反对你跟永国结婚，可你得对旭明好，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
何娟彩说：“你比我大一岁，是我大姐，你说的，我肯定能做到。旭明我见过，跟他爸爸一样聪明，我喜欢的。”
几天后，父亲再婚了。何娟彩成了我的继母。
父亲终于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但也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
父亲东奔西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月亮的夜晚，他会把二胡、笛子拿出来，拉上一曲或吹上一段，继母的嘴角一抿，露出浅浅笑意
母亲改嫁到了开化。
继母何娟彩遵守承诺，对我视如己出。即使又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没有让我受过一点点委屈。
这种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划成分时，继母被划为了地主。
那段时间，她下班回到家里，总是闷闷不乐。父亲去逗她，她很勉强地笑一下。过后，又独自坐在那里发呆。
父亲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1954年6月中旬的一天，县里的领导再次找父亲谈话，要他明辨是非，做出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要前途，还是要美人？”如果选择前途，只能舍弃美人；如果选择美人，他将失去一切。
父亲的表现跟上一次如出一辙，他站起来离开了领导的办公室。他的背影就是回答，他选择了后者。
领导在他身后直摇头。
父亲没回家，而是坐车去了峡口镇。他走进继母上班的银行。继母看到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父亲拉起她的手，轻声说：“走，我们回清漾老家。”
两人手拉手走出了银行，慢慢走在人来人往的集镇街道上，引来许多驻足观望。
这一走，父亲丢掉了党籍、乌纱帽和工作。继母也失业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从此成了一名农妇。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学会了各种农活和家务活。
父亲自小读书，不会干农田的活，为了养家糊口，他就养鸡、养鸭、养牛、养蜂，后来又做过油漆，画过太公像，酿过酒，做过蜡烛，抓过白蚁，当过吹鼓手。
父亲东奔西走，只要能赚到钱，什么活都干，这样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多才多艺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笔好画，弹得一手好琴，劳碌之余，他会取乐自己，也取悦继母。
遇到有月亮的夜晚，父亲会把二胡、笛子等乐器拿出来，拉上一曲或吹上一段，甚至唱上几句。
继母总是坐在一旁，一边干着针线活，一边侧耳听着。有时候，她的嘴角一抿，露出浅浅的一丝笑意。
一批人气势汹汹来到家里，要拉继母一起批斗。一向脾气温和的父亲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怎么批斗我都可以，动我妻子不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扣上了“叛徒、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
一批人气势汹汹来到家里，要拉继母陪父亲一起批斗。平时，父亲脾气温和，对谁都笑眯眯的，这一回，他发威了，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手中执着一根齐眉硬木杆，双腿叉开站在门槛上，一字一句地说：“怎么批斗我都可以，动我妻子不行。”
正因为这样，整个“文革”期间，继母没有受到过屈辱。
父亲被关在公社里，头上戴着报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天天被五花大绑着推出去游街批斗。
继母整日以泪洗面。
他们还不管饭，父亲的一日三餐需要我们送去。
我第一次往铝制的饭盒里装饭菜，按照习惯，把菜铺在了米饭上面。继母看到后，把饭菜又倒了出来，然后将菜装在了饭盒底部，把米饭铺在上面。
我终于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每次饭送到，看守都要打开饭盒检查，如果看到好菜，不仅要被他们吃掉，还会被骂资产阶级。
我连续送了两天，父亲对我说：“明天，让你妈妈给我送饭，我好久没有看到她了。”
继母送了一餐饭，父亲又对她说：“还是让旭明给我送饭吧，你来回走路太辛苦。”父亲最大的担忧没有说出来，他是怕那些人看到继母，又要批斗她。
这种事情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我能感到，父亲和继母彼此之间的关爱，已经融化于细微的生活中。
成年后，我对他们的往事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常想，假如父亲没和母亲离婚，没有娶继母，他们的人生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生活没有假如。
坎坷的人生没有改变父亲，他还是那个心胸开阔、豁达大度的男人，有着浓浓的人情味和对家人深深的爱。
后来我看到一句话——“爱，始于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那么，父亲赌输了吗？
我觉得父亲没有输。
继母弥留之际，父亲紧紧握住她的手，就跟当年把她从银行里拉出来一样。继母看着父亲，问：“你有没有后悔娶我”
我们清漾村是江南毛氏的发祥地，历史上出过八十多位进士，八位尚书。求生之余，父亲一头钻进故纸堆，研究起清漾的历史文化。
风雨如晦的“文革”终于结束了。
1982年，清湖中学缺教师，61岁的父亲被请去代课。不久，江山编纂市志，父亲又被邀请了。
喜事接连不断。1985年3月，经中共金华地委批准，父亲恢复了党籍和公职，办理了离休手续。
时隔整整三十年，父亲终于找回了失去的荣誉。
对往事，父亲看得很轻、很淡，想得很开。他天天春风满面，精神焕发。继母也落实了政策，享受退休待遇。
1997年，继母生病了，父亲时时刻刻守在床前，说古典谈故事吹笛子唱小曲，想方设法逗继母开心。可走出房间，我看到父亲在偷偷抹眼泪。
相守一生的人，终究还是要分离。
继母弥留之际，父亲紧紧握住她的手，就跟当年把她从银行里拉出来，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一样。继母看着父亲，问道：“你有没有后悔娶我？”
父亲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继母去世后，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重新找到了方向。他把精力全部花在清漾毛氏文化的研究上。
1999年，父亲收回了一部即将流往外地的《清漾毛氏族谱》。2002年3月，这份66册的族谱被国家档案馆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由国家拨专款保管收藏。
父亲又编绘了毛氏世系图，主持修复清漾祖宅，参与修复仙居古寺。在父亲及众多文化人的努力下，2019年清漾这个小山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古村落。
遗憾的是，2005 年8月22日，父亲遭遇车祸，不幸遇难，享年81岁。
父亲这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没有白活。
人们常说，江山和美人不可兼得，这是伟人的选择。
对普通人来说，在前途和爱情之间，舍弃前途而选择爱情的男人，是真正有血有肉的汉子。
父亲是真汉子，这辈子，他没有输。
今年我72岁了，每天仍旧会去毛氏祖祠转一转。遇到来访的游客，就给他们讲解毛氏文化和历史，这是我敬仰和缅怀父亲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