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张之洞（1837—1909），祖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对晚清政治变革、实业振兴、思想嬗变、币制改革、教育鼎革、军队改制及外交格局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清末著名书法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仅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外交等重大事件和变革中都有张之洞的身影，甚至连书法艺术领域亦有其一席之地。他一生都崇拜苏轼，认为其“气节文章多可敬”，书法亦学苏轼，留下的墨迹中不少就是写东坡诗词的，堪称“苏粉”。如果说，科举制度下的书法地位尤为突出，以书取仕、注重书法是先辈们成功的经验，引导张之洞走上了写好字、好当官的道路，那么倾情苏体则完全是其个人审美偏好和艺术追求了。
历史上有很多人学苏字，但真正得其真谛者并不多，或貌合神离，或形神皆失，而张之洞无疑是成功的。他5岁就在何养源的启蒙教育下，从赵（孟頫）体入手，先描后临，兴趣盎然，后又“法欧柳”，继而再学颜真卿、苏东坡等，故其楷书既有馆阁体的规整，又具颜体的浑厚雄秀和苏字的奇魅开张，成就斐然。到了民国其兼有唐楷底色和苏楷之长的《楷书千字文》和《楷书百字文》还被人拿来公开出版，作为字帖供人学习。其行书更是一眼就能辨识，延续了苏氏的“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风格，犹如吴琚之学米（芾），到了“一步不窥的纯情程度。”但细看又绝不是对苏体的亦步亦趋，简单形似，而是有着其个人深刻的理解，善用侧锋，笔力遒劲，豪迈俊逸，自然丰润，跌宕有秩，甚至可以说是其本人内在气质与书法的完美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与苏轼相比，张之洞的书法更为厚实，笔画更加粗重，一方面，由于宋代书风与清代书风的区别，跨时代纯粹地学习某家书法，几乎不可能还原当时书家的气息；另一方面，除了苏轼外，他的行书还取法米芾、黄庭坚、董其昌等，增加了几分沉着、痛快、舒展之意。张之洞的隶书作品存世较少，但可以看出其隶书主要取法汉隶，这和他自己对汉隶的推崇不谋而合。其作品中既有《张迁碑》《史晨碑》的影子，又有同时代的邓石如、赵之谦的痕迹；既有汉代隶书的特点和审美，又具有清代隶书的金石气息具有清代隶书的普遍的特征，达到收放自如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但张之洞并不喜欢临帖。例证有二，一是其子张仁侃曾指出：“先文襄公好读书，不喜临池，出任封疆后尤鲜作书。”可见其读书胜于临池，学养胜于技法。二是作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忙于政事，时间、精力有限，疏于作书情有可原，且有幕僚代笔的映证。因此，张之洞的学书之道更多在于“悟”和“思”，而不是下死功夫。实际上，是多种兴趣和多重素养成就了张之洞的书法。如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喜赏鼎彝文字、访碑、鉴赏金石实物与拓片，还委托王懿荣采购文玩趣物，身边还集聚了一大批书画家，如杨守敬、沈曾植、达受、吴重光等，对加深其书法功力颇有影响和帮助。在文学上更是多有成就，精通儒学和经学，擅长骈体文、诗词和楹联。作为封疆大吏，不仅在名胜古迹和厂办书院上留下了其楹联佳作，而且与文人雅集也常有诗联佳作留下。有文载道：“之洞的馆阁体大字写得极好，在鄂时对僚属多半送过对联，任各县教谕者必每人得其一联。”他还编纂了《輶轩语》《书目答问》《张文襄公论书语》等书论集，提出学书取法要“平和中正”、执笔要“指活、腕虚”，以及“结体求丰，用笔求润”的审美观。这不仅是其本人独到的书学见解，且为学子学习书法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