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师学徐浩起，即钟爱于石鼓文的学习和研究，“首钩”石鼓文全本并有音释，之后每到一处有古文刻石必认真学习和研究，存世有两处篆书书迹。
一处位于山东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除政务外，非常重视金石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其中苏轼对秦篆刻石的研究学习在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 琅邪台刻石》跋记：“右《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熙宁九年，苏轼见秦刻石磨泐严重，为留存史迹和便于学习研究，即请“文勋摹秦篆，刻秦始皇颂德刻石，置之超然台上。正月七日，作《刻秦篆记》”。苏轼刻石至明代已佚。幸至清道光五年（1825）由当任知县方观国重刻，苏轼所命刻秦刻石至清代重刻于超然台上，今刻石存藏于诸城博物馆。
另一处位于滕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北宋熙宁九年（1076）岁末，苏轼知密州任满，改调河中府，后又改调徐州，至熙宁十年四月到徐州任上，时其好友范纯粹为滕州（时徐州所辖）任上，《文集》卷十一载：“（十月） 二十二日，为滕令范纯粹作《滕县公堂记》。纯粹替去， 交代新任王安上立石。”此刻石现存滕州市木石镇墨子故里博物馆。该碑刻“高 190 厘米，宽 80 厘米，厚 22 厘米”。内容为赞范纯粹修县公署一事。其碑额“滕县公堂记”五字篆书是苏轼存世少有之字，受石鼓文大篆影响，金石气十足。可见其对篆书不仅重研究，在多种书体创作上也都有所借鉴。
石鼓文在宋代是金石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轼有“首钩”摹本并音释，因未见其正式拓本而未引起学者重视，然从现存的耀州刻本与史载著述的对比可证为苏本无疑，其亦是现存字数最多的石鼓文“钩摹本”。
苏轼从文学及文字角度来研究石鼓文亦是其专长之处，其七言诗作《石鼓歌》，叙写石鼓文的现状，追述石鼓文原委及石鼓独存而引发的思考等。长诗大篇运用了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栩栩如生，使“籀史变蝌蚪”鲜活而生动，诗文一出即引起社会传诵，又加石鼓文本身的“篆籀”魅力，士大夫们纷纷学习研究石鼓文。苏轼从文学角度出发，完成了最重要的前两个方面“补缀残字，写定释文”，同时研究石鼓文寻求最佳拓本又是五者的基础，而苏轼处于北宋初期，既最有可能见到唐拓本，又曾任职于石鼓所在地达三年之久，从唐旧本的钩摹到石鼓的实物勘察椎拓，世间唯有苏轼有此文缘。苏轼“首钩”石鼓文摹本及音释“具备”著述之作，对后世研究石鼓文的影响及学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时雨《石鼓文正误》等较多引用和参考苏本进行研究和论述，后来的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李中馥《石鼓文考》、冯惟讷（1512—1572）《古诗记》等都有相关论述和记载，清代及近代也多有论述和参考，虽然后人包括近代的郭沫若等学者有不同观点并有存疑，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研究价值，结合现存有关宋拓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
宋代金石学热潮背景下的石鼓文研究，苏轼是参与较“石鼓何逢逢，千年不闻响。唯留大史名，斑剥青苔上。读之不能终，望古独遐想。”尤侗的诗也表达了千百年来石鼓文研究有识之士的心声，正如民国时期王国维所评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们：“亦各有相当之素养，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也仅是其金石、书画、诗词之一：“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时至今日，学者们对石鼓文的研究，在参照宋代留存拓本的基础上，也对苏轼“首钩本”及音释多有借鉴和参考，其影响可谓深远。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84期“‘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专题，《苏轼石鼓文研究考》，文/王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