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叫“新港”的地方，比如上海浦东新区有个新港镇，而仅仅杭州地区就有好些新港村：余杭区良渚街道有新港村，萧山区瓜沥镇也有新港村。这些村镇的命名，我想一定有其说法。富阳区渌渚镇的新港村，其实是当时新城县的港口、码头。
葛溪、松溪双溪汇流后为渌渚江，渌渚江从新港西南角注入富春江。新港是新城人扬帆起航走向外部世界的起点，也是新城人回到家乡的登岸之处。它北临渌渚江，南与桐庐县相望。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在村前终年流淌，两岸青山，舟行江上，碧波粼粼，如诗如画。
当我们打开新港村时，时间之气息犹如富春江水扑面而来。
徐 军
地理 兵家必争之地
新港村位于富阳西南面，此村与桐庐交界，跨过一座桥，对面就是桐庐的小镇了。而江边的酒楼，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尤其是江北面岸上的酒楼，可以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江景。新港村的酒楼就在富春江边，离江也就几米，在窗口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鸟的身影。
眼前这一片祥和的江景，但曾经却是一处战略要地。
富春江自西向东，从桐庐县流淌而来，至新港处一收缩，江面变窄，成为两界的咽喉要道，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新港村西面的江边，还有一块巨石，重几千斤。石上筑台，既可登高远眺，作观察瞭望之用，也可登高一呼，为司令之所。这就是将台石。
将台石形如小山，于是，此处又名将台山。新港村的将台山，并非虚名，从古至今，确有许多名将在此登台点兵。
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曾在此练兵：富阳是孙权故里，孙权在家乡招募子弟兵，组编军队，是情理中的事，当年在新港一带的统兵将领正是凌统。史载，“凌统少有盛名，为吴郡别部司马，行破贼校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攻打江夏，凌统部队为先锋，斩敌将张硕，破其水军，吴军得以斩黄祖，大胜而还”。
凌统所带水师之神勇，或许正是在新港村这片水域上日夜操练而成的。
新港村的地理位置，除了可以控遏富春江的水路外，还是万市、洞桥等乡镇通往外界的水运码头。东吴水师，除了江南子弟兵，还需要战船。新港无疑是最佳的造船之地：深山老林的木料，通过葛溪，沿渌渚江，从北而南，顺风顺水地输送到新港，在能工巧匠的手里化作乘风破浪的战船。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佐证是，凌统的后人居住在新登，凌统的后人中有一位叫凌准的，是唐新城烂泥湾（新登镇东山坞）人。凌准和柳宗元是好朋友，他们共同参与了永贞革新运动，都是“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
岁月流逝，当年的金戈铁马，早已如镜面般的平静。因为上流岩石岭水库的修建，渌渚江的水位下降，水流也变得平缓。而在这种变迁中，渌渚江的航运功能已经不在，这样一来，反而让渌渚江变得更为平和秀美。
传说 “九姓渔民”遗世独立
“将台山下客经过，滚滚桐江风浪多。落尽帆布穿小港，一枝柔橹打清波。”在众多描写渌渚江的诗词中，清雍乾年间新登才子潘成年《新城杂咏二十首》中的第一首清新可喜。
潘成年的这首诗，不仅是他个人经历的写照，也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可谓大道至简。潘成年自幼聪慧，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应帝面试，列入二等。但此后仕途不畅，写这首诗时，潘成年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已将名利看得很淡。当地村民把富春江称为大港（大江），而将流入富春江的渌渚江，称为小港，从大江进入小港，潘成年时要将余生安顿在富阳的绿水青山间。
听村里人讲古，新港村以前是个渔村，很多家庭世代在富春江里捕鱼，现在仍有二十几户人家的主业是捕鱼。而我在新港村沿江村道上行走，确实感到新港村很像一个岛上的渔村，江风习习，渔舟唱晚，遗世而独立。
村里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九姓渔民”的故事，关于九姓渔民，我在村里听到好几种说法。
九姓，一般是指“陈、钱、林、叶、许、何、李、袁、孙”等姓氏。说法之一是这九姓渔民是元朝末年陈友谅的旧部，被朱元璋打败后，被贬到富春江一带，以打渔、撑排为生。
另外一种说法是，九姓渔民其实是南宋朝廷的官员。南宋灭亡后，他们不愿意与元朝合作，于是泛舟江上，以打渔为生，过着隐居的生活。
“或云，此种渔户，皆亡国大夫遗种。宋末都杭，朝士爱严陵山水，避世于此。其不舍舟就陆者，犹是薇蕨首阳，以明不践土，不食毛之意。因专以捕鱼度活，两桨一舟，自成眷属，浅斟低唱之外，别无他长。”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人文的一种说法，严子陵当年曾在富春江隐居，九姓渔民慕严子陵之高节，亦隐于富春江，这与富春江的诗意形象倒是比较吻合的。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苏轼当年曾在新登停留过，新港村可能也被他所注视过。
潘成年想必也熟读苏东坡的诗文，而九姓渔民的故事，他想必是知晓的，这，或许是他“落尽帆布穿小港”内心的根源。
故事 宋室倾危忠魂在
在将台山上，有一座祠堂，祠堂的匾额为“镇江侯祠”。谁是镇江侯？能被称为侯的，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南宋咸淳八年（1272），将台山上迎来了一位大将军，护驾都指挥使余安隆。据《东安余氏宗谱》记载，余安隆是兵部尚书余崇龟之孙。他从钱塘江出发，逆流而上，沿着富春江、新安江巡视，他是在为南宋王室寻找一条逃生之路。
余安隆作为南宋高级将领，对形势早有预判，“宋室倾危，势不可挽”“元兵猖獗，震衢江南”。当他经过新港村时，同样被江边的将台山吸引。他舍船登岸，命令手下在此修筑工事，训练兵马，以为后用。他还令儿子余大年等从杭城迁到新城县与桐庐县交界的郎坞源居住，以便自己可以安心抗敌。
正如余安隆所料的那样，元军于1276年兵临杭州城下。元军封锁了出海口，往东往西的退路都封死了。余安隆率部死战，殁于军中。之后，南宋君臣无奈献上降表，并被押解北上，余安隆为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将台山最终没有派上用处，而余安隆的后代在新港村一带隐居下来。
到了元末，余氏已传至七世，七世七兄弟助朱元璋夺得天下，后功成身退，隐居在富春江边。朝廷为表彰余安隆的忠心和节气，允许人们在将台上修建镇江侯祠。“世代忠英依山水相映，千秋福祉沐下邳流长。”
余安隆成为将台山的传奇，将台山也成为南宋历史的见证者。
人物 江山代有才人出
“昔年名将几登台，今日春风拂草莱。石壁凭谁依险立，墩房犹自逐江开。胸中甲兵知多少，意外堤防定几回。氛祲潜消弦诵满，桃花浪暖状元来。”
明代有位叫方廉（明嘉靖十九年中举）的才子，是唐代著名诗人方干后裔，他曾登将台山，并赋诗《将台石》。“胸中甲兵知多少”这一句，盛赞余安隆等名将富有谋略，运筹帷幄，而方廉自己，也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他从新港出发，在外面干了一件大事，在松江府造了一座城，就是现在的上海城。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方廉经礼部尚书徐阶保荐出任松江府知府。松江府地处长江口，自元代建县后一直未筑城，无险可守。倭寇曾多次长驱直入。方廉到任后，即奏准朝廷，建上海城垣。经费短绌，方廉亲自向各富户劝募，晓以厉害，于是“人人感悟，委输若流水”。
后来新登造城，面临同样问题，当地官员借用方廉之法，新城乃成。方廉虽是文臣，但其谋略丝毫不输带兵之将。
明隆庆四年（1570），方廉告老还乡，回到新登。史载，方廉回到家乡后热心于公益事业，修溪堤、建桥梁、施粥赈，为善不可尽述。方廉还应当时县令温朝祚之聘，纂修了《新城县志》。
这温朝祚，是湖南省益阳县人，在新登为县令期间，政声颇佳，他曾多次到新港村视察民情，并登将台山。
“摇落江干一将台，尚留巉石耸苍莱。晴空低映鸥闲语，气暖频催桃碧开。金甲销农春浩荡，簿书共隐意徘徊。乾坤治道无休息，敢懈墩房惜去来。”这是至今能查到的温朝祚登临将台山后留下的诗篇《将台山》。
从诗句中看，温朝祚当时登将台山是在春天，“气暖频催桃碧开”，诗人内心闲适，“晴空低映鸥闲语”。但将台山的现状还是引起了温朝祚的关注，“摇落江干一将台，尚留巉石耸苍莱”。温朝祚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好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再次修建将台山，不论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还是为地方的发展。“乾坤治道无休息，敢懈墩房惜去来。”虽然，复建将台山工程浩大，劳神费力，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温朝祚怎会有所懈怠呢?
像温朝祚这样的官员，注定是会被百姓爱戴，也是会载入史册的。
我在查找与将台山有关的富阳、新城两地的县令名字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叫程珌的富阳县令。在余安隆第16世孙余元享所撰的《余氏析派序》中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新城士民在将台山上建过程公祠，又名‘富朝庙’”。
据史料记载，这个程公，就是程珌。程珌，安徽人，曾知富阳县，在任期间有惠政。富阳的恩波桥之名，就与程珌有关。程珌任富阳县令期间，出台了一项新规，规定每天渔市开秤前，必须选一条最大的鱼放归江里，以回报大自然的恩赐。鱼儿随波而逝，逍遥于江湖。邑人见之称颂，遂将“惠政桥”更名为“恩波桥”。
传奇 方腊点兵将台山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将台山上，据说方腊曾检视过军队，也有村民说是方腊的妹妹方百花曾在此驻扎训练过义军。我想，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可能。
史料记载，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十月，睦州青溪县（今淳安县西）人方腊在睦州帮源发动起义，自号“圣公”，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建立政权，不久占领杭州，得到多地响应，东南震动。
北宋末年，朝纲不振，官员腐败。据说方腊有一座漆园，造作局的官员经常去他那里强取材料。方腊怒而不发。而宋徽宗的宠臣朱勔在江浙一带四处搜求花石，百姓益为不满。方腊乘机起义，不到十天就有数万人群起响应。
根据历史的细节推断，方腊起义的消息传至京城时，惊慌失措的宋徽宗急忙派童贯等前往镇压。宣和三年（1121）二月，义军失利，退出杭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阻官军追击，方腊在新港将台山处布置了军马，他想利用这天然的屏障阻挡官兵。只是，他没有想到，前来攻打自己的，是同样被逼上梁山的宋江所部。一场最残酷的水战在将台山下的江面上展开。
方腊最终没能阻挡来势汹汹的官军，弃守新港，退回淳安。四月，方腊在梓桐峒的石涧中被俘，义军七万人被杀，血流成河。方腊起义宣告失败。
就在六年后，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之后，宋高宗赵构也被金兵追得狼狈逃亡，直至海上，之后才有宋室南渡，定都临安的往事。
北宋未年农民起义的痕迹，将台山目睹过；余安隆为宋室寻找逃生之路的努力，将台山目睹过。两宋王朝的余晖，都曾经照耀在将台山上，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传承 故宋将军有将台
“残阳古碣画苍苔，故宋将军有将台。风起石林游骑伏，浪翻江浒战鼙来。忠臣淬砺千秋节，将种名成七子才。圣世覃敷文德久，箭墩杀气暮云开。”这是明朝余学夔登将台山后，触景生情写下的《登将台山》一诗。
说起余学夔，人们比较陌生，但提到方孝孺，知道的人就很多了。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攻入京城南京，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诛十族。其时宁海典史魏泽得方孝孺遗孤及方孝孺文稿，危难之时将之托付给邑人余学夔。余学夔得重托，“遂逃匿岛屿，织网易米自给”，并为方氏养育后人。
史料上没有记载余学夔到将台山的具体时间，我们也不清楚他写这首诗是在逃匿荒岛之前还是之后，按常理，他逃亡后是不敢再写诗暴露自己的行迹的，但从诗句描写的环境“残阳古碣画苍苔”及情绪“箭墩杀气暮云开”看，似乎又是在匿藏之后。尤其是“忠臣淬砺千秋节”句，更是借古喻今，似是在赞美方孝孺之高节。
因为时间的久远，历史常常让我们雾里看花。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江西泰和县人，也叫余学夔，号北轩，自幼笃学，笃于孝悌忠信，明永乐甲申年（1404）进士及第，任庶吉士、翰林检讨。有人推测，江西籍余学夔登将台山也是有可能的。
我更相信是宁海的那位余学夔曾到过将台山，但困惑的是：余学夔与余安隆到底有没有关系，方孝孺的后裔与新城的方氏之间是否有关联。
行文到了这里，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前文我们提到当年新登县的百姓，在将台山上为富阳县令程珌建一座程公祠，但当年新登和富阳，是两个独立的县，新登要到1958年才撤县为镇并入富阳，一个县给另外一个县的县令建公祠，可见程珌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官员也好，朝代也罢，以民为本者，民恒爱之，反之，则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而那一年的温朝祚，也一定从将台山的历史深处读出了“存亡之道”，在祭拜镇江侯祠时，他或许会惋惜，为什么偏安一隅的南宋国君，不能像勾践一样卧薪尝胆收复中原，而是在后期相对安逸的环境中越走越远，终至亡国？
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这世间的匆匆过客，而将台山恒久地屹立在富春江边，实是一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