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
12月19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6条规定，本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次庭审，已经是第6次开庭审理，一年多时间里6次开庭，为的就是查清余华英的每一个犯罪细节。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央视记者从余华英案历次庭审内容中，梳理出了相关细节。
为什么这次庭审 被称为重审二审开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所以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
余华英卖的第一个孩子
为何是自己儿子？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的一户普通人家，排行老四。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生下一女。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人称“龚木匠”的龚显良。
在龚显良的劝说下，余华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随后与龚显良一同外出做生意并同居，其间生下一男孩。庭审中，余华英把卖掉自己儿子的原因，归咎于经济困难。另外，余华英还说卖掉儿子也是因为自己与龚显良关系不正当。
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余华英和龚显良把自己仅有两个月大的亲生骨肉卖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五千元。
曾在3年间拐卖15名儿童
他们为何能屡屡得手？
犯罪特点1：两人作案分工明确 固定贩卖路线
整个拐卖过程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明确，从贵州、重庆等地物色、贩卖儿童，然后带至河北邯郸，由中间人联系买家卖出，形成了相对较为固定的路线。
犯罪特点2：租房潜伏提前踩点 物色低龄儿童
余华英和龚显良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
犯罪特点3：选择特定人群 利用女儿亲近被拐儿童
余华英两人选择的目标家庭中，父母一般白天都在外务工，把孩子留在家中。而余华英他们选定作案目标后，经常会邀请孩子一起玩，并且有时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的亲近感，拉近与孩子的关系。
犯罪特点4：设“诱饵” 拐带孩子
等到时机成熟时，余华英会以各种借口，如“买糖吃”“买冰棒”或者“出去玩”等，将孩子诱骗带离家庭。
犯罪特点5：得手后迅速逃跑 不收拾行李制造假象
得手后，余华英他们往往不收拾行李，就迅速逃跑。
犯罪特点6：辗转多地 选择4至7岁儿童下手
经法院审理查明，在1993年至1996年3年间，两人疯狂作案共拐卖了15名儿童，大多是4到7岁的孩子。其中1993年在贵州安顺，两人将谌江华（被拐时8岁）、谌江海（被拐时6岁）以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带至贵阳市。
根据起诉书指控内容，余华英认为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就将其安排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哥哥后经好心人送回家，弟弟谌江海则被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余华英的行为给被拐家庭
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17个孩子，12个家庭，余华英给被害人家庭带来的是一生的伤痛。
原二审出庭检察员：郭昌德的家庭因为孩子被拐支离破碎，妻离子散。何长洪的父母为了寻找孩子，20多年颠沛流离，倾家荡产。胡华白的母亲为等待寻找孩子苦守修鞋摊27年，盼望奇迹出现。杨妞花的父母在孩子被拐后不到三年就相继含恨去世。对被拐儿童来说也是一生的噩梦，他们在幼小的年龄就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分离，成为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
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参加诉讼。杨妞花说，这种伤害，无法用任何东西弥补，在法庭上，面对余华英的道歉，她表示不接受。
案情回顾
1993年起，余华英及其同伙一起拐卖多名儿童。
2022年7月，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
2023年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
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提出发现余华英有漏罪未处理，建议发回重审。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发回重审。
2024年10月11日，案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
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