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楼宇之间的求是书院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
俯瞰“老大葵”生活区
居民在钱塘许积厚轩老屋原址纪念碑前晾晒衣被
老浙大横路，复壮保护中的千年银杏
“老大葵”的各种路名
大学路燕子弄口的咖啡店
记者 孙蒨
今年3月，大学路燕子弄口开出了一家社区咖啡馆。葱油拌面配美式、红油抄手配瑰夏手冲的网红吃法，给这片以煎包、煎饺、葱包桧和猪肝腰花面为饮食基因的杭州“老大葵生活区”，注入了一丝丝新鲜的气息。透过咖啡馆印着“人间大事，吃喝二字”的玻璃门，马路对面围墙后浅浅露出一座古建筑的歇山顶，屋檐姿态舒展，色调古朴厚重。其身后，有着“杭州华尔街”之称的庆春路上金融高楼林立，玻璃反射出深秋晃眼的阳光。
历史与现实交汇在一起，人文事迹融入市井烟火气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杭州的“老大葵”。
从求是书院到老浙大
100多年前，穿长袍留辫子的学子
在当年的“大学路”学数理化英
大学路上的这座古建筑就是求是书院，眼下在内部改造提升，不对外开放。资料显示，现存主殿与偏殿，两殿均坐北朝南。主殿即原普慈寺大殿旧址，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为主体建筑附加抱厦屋形式，平面呈“凸”字形。正立面悬挂黑底金字匾，上为隶书“求是书院”。
100多年前，大学路还叫“蒲场巷”，有个叫林启的福建人，本着“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理念，在这里创办了求是书院，百年浙大的历史就此徐徐开启。
1897年5月，30多位首批求是学子前来报到，校舍虽是借用普慈寺寺庙的大殿，学子们虽还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但课程却非常现代化，算学（数学）、格致（物理）、化学、英语等都有。
随着社会变革，求是书院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蒲场巷也因此改名为大学路。
1953年起，浙江大学兴建老和山新校区，各院系陆续调整搬迁，在老和山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后来人们也将大学路校区称为“老浙大”。
翻阅《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0年），可以看到老浙大人王宽福的回忆：“大学路校区也可以说是浙大1897年至1956年前的校区，是庆春路以南、大学路以东、环城东路以西、横河公园以北这块地，占地面积约400亩，校舍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当时是工学院、法学院和文理学院的所在地，而农学院在华家池、医学院在田家园。”
在《求是儿女：浙江大学医学院1946级的故事》中，1946年秋考入医学院的柯士钫回忆说，当时浙大刚刚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回到杭州，学校的正大门在大学路，庆春街上的为边门。“正门进去仅见一座旧庙，即昔日求是书院，其西为女生宿舍大门，宿舍有楼房和简易平房多座，由各学院混合居住……浙大最突出的房屋为阳明馆，阳明馆是一座多层的绿洋房，阳明馆前多为简易平房和白铁皮房。浙大环境则很优美，有静静的慈湖，有较高的钟山，山上高悬一钟，上下课以敲钟为号，山下有小溪，四周树林葱茏。慈湖南边有一座最漂亮的浙江图书馆，我们晚上常去抢位子自修，十分安静。”
如今，老浙大的绿洋房、慈湖、钟山等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地名中还能捕捉到一些老浙大的影子。东起环城东路，西至大学路的一条长240米的小巷子，原为浙大校园内的横向通道，1981年命名为“老浙大横路”，周围还有老浙大横路一弄、老浙大横路二弄、老浙大横路三弄。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老浙大参与初创建设
设计师是当时国美系主任刘既漂
在老浙大横路和环城东路的交叉口，一株千年银杏至今矗立，比周围的居民楼还高出一头，据说它曾遭雷劈、火烧，但历经千年沧桑岁月，依然生命力旺盛。遥想当年，老浙大的学子是否曾徘徊树下，拾起一片金黄色的银杏叶，夹在从不远处浙江图书馆借来的某本书页里。
12月初，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重新开放的消息出来后，这个藏在居民区里的图书馆再次火了起来。毕竟这幢由辛亥革命后首任浙江都督汤寿潜遗捐，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奠基、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题写馆名，鲁迅同乡好友、著名诗人刘大白撰写落成记的建筑，随便拎出一个人物，都举足轻重。
《浙江档案》2019年3月发表的《民国浙江省国立图书馆大学路新馆建设考》一文写道：“1927年至1928年民国实行大学区制……在这段时间内，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基本上负责浙江省有关教育的全部事务，组织建筑新图书馆的任务，也就由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承担。尽管此后大学区制停止实行，但建筑工程任务依然由国立浙江大学负责实施。”
1931年12月15日，建筑工程完成后，浙江大学与浙江图书馆正式办理移交手续。这座雄伟高大、气势恢宏有着西方古典风格建筑从落成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杭州最美”建筑之一。它的设计师是谁？刘大白的《浙江图书馆落成记》中明确写出：“其建筑师，为刘既漂。”
刘既漂，与林风眠、李金发等人同为广东老乡，1922年入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刘既漂就与林风眠、林文铮等组织了艺术团体“霍普斯会”（后改名为“海外艺术运动社”）。1928年，蔡元培先生择址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也就是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当时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预科和研究部，林风眠任校长，刘既漂参与创建图案系并任系主任。
如今，在冬日的阳光下，梧桐晃动着鎏金般的阳光，投影在浙图大学路馆舍小巧的地砖和高大的立柱上，显现出浓厚的怀旧氛围。
风雨茅庐
郁达夫在浙图边的旧居
马君武题写四字匾额
说到浙图，当年这里的常客郁达夫，在杭州租房、买地、造房就选在浙图旁边不过百米的距离，至今大学路场官弄63号还留有他的故居：风雨茅庐。
1927年，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两人于1928年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1933年，郁达夫不顾友人鲁迅的反对，携王映霞举家从上海移居杭州。
一开始，郁达夫租住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大学路，两年的租房生活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归属感，1935年的时候，他在一篇短文中流露出“只想有一所小小住宅”的愿望，于是朋友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935年11月19日，郁达夫在日记里说：“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小，房屋虽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地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1936年，郁达夫在杭州的新居“风雨茅庐”正式落成，虽然上了朱漆嵌了水泥的房子已不符合他起初设想的“风雨茅庐”之名，但郁达夫还是趁马君武来杭之便，硬要他用痛风的右手写下“风雨茅庐”四字匾额，挂在了门前。
在抗战爆发、山河破碎的岁月中，郁达夫居住在风雨茅庐的时间屈指可数。1945年初，郁达夫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封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国内财产，有杭州场官弄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后经证实，因郁达夫在当翻译过程中得知了日军的大量机密，日本宪兵将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他骗出门，在偏僻之处杀害。
葵巷
“印癖先生”汪启淑造葵园
著名作家高阳在这里出生
说完大学路和老浙大，杭州老大葵生活区还剩下一个“葵”，葵巷。
葵巷，形成于南宋以前，旧名癸巷，为城外的一条小巷。历史上，葵巷也住过不少名人。而“葵巷”名字的由来，要从清乾隆年间的“印癖先生”汪启淑说起，此人痴迷于收集印章到什么程度？据说为了得到一枚汉代铜印，曾不惜长跪在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钱泳面前。汪启淑家中藏书极富，有藏书楼“开万楼”“飞鸿堂”，当年汪启淑在葵巷内的假山弄，筑造了一座私人宅第，名叫“葵园”，葵巷之名由此而来。
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曾在葵巷住过。他在《随园诗话》中说：“余幼居杭州葵巷，十七岁而迁居。”56岁那年，袁枚曾从江宁回到杭州探亲访友，还专门去了葵巷旧居，唏嘘记忆中儿时游玩的宽展小巷，再看却如此狭窄。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当时在万松岭的敷文书院要搬迁，杭城“八千卷楼”的主人丁丙在葵巷找到一处闲置的民宅——沈园，书院迁到此处，改名为“敷文讲学之庐”，1901年在讲学之庐基础上创办起了浙江第一所私立中学——浙江安定学堂，这也是杭州人熟悉的“杭七中”的前身。
1931年葵巷拓宽，改名“葵巷路”；1959年再度拓宽，并入解放路，葵巷从巷名演变成了片区名。
现在的葵巷社区大河下西首华藏寺巷小区1幢附近，有一座石碑，乌瓦飞檐白壁配上雕花图案大青石底座，这里是清末民初杭城望族“横河桥许氏”的故址。石碑正面题着“钱塘许积厚轩老屋原址纪念碑”，落款是“第十四世孙宝騤暨海内外八辈族人同谨立”。宝騤，即许宝骙，其父许引之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杭州赫赫有名，为清末民初杭城著名的官吏、实业家、饱学之士，国学大师俞樾的外孙。许引之的长子许宝驹，次子许宝骙，三子许宝騄都各有建树，其妹妹许之仙嫁给俞曲园孙子俞陛云，生下了后来成为红学大师的俞平伯，而俞平伯又娶了许引之的女儿、大自己四岁的表姐许宝驯。
石碑背面，仅短短几百字浓缩了许氏500多年家族史，由“第十五世孙儒鸿高阳”撰写。“七子登科”“五凤齐飞”的佳话后，许氏在政事学问艺文及科学技术诸领域人才辈出，自第十世起以“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民”一联十字取名排辈，前面说的许宝骙三兄弟就是宝字辈。创作《胡雪岩》《慈禧全传》等历史小说，被全球华人评价为“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历史小说家高阳，1922年3月，就出生在葵巷之西大河下巷口“积厚轩”许家府宅，本名许晏骈，谱名儒鸿，正是许氏家族的儒字辈。
天晴的时候，周围居民喜欢在石碑的平台前晾衣晒被，“横河桥许氏”群星璀璨的家族史，就在这里充当起承平年代默默无语的背景板。
本版摄影 记者 陈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