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王小江老师，是在拱墅职高的实训基地大楼里，他正和学生们一起忙活着毕业展的布置。前两年，学校增挂了杭州市创意艺术学校的校牌，明年还将搬到铁路北站单元的新校区，师生们都欣欣然期盼着，劲头十足。
“老王，这些器材放哪里？”一个男生大咧咧地问。王老师也很习惯学生直呼其“老王”，乐呵呵地安排起来。王老师体型微胖，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金属方框眼镜，头发有些自来卷，笑起来眼睛一眯，很是亲切。
从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王老师就一直在拱墅职高任教，已有27个年头了。从区属上塘中学到兴办职业高中，再到职校扩招、职业教育法修订，学校的发展几经变革，职业教育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作为亲历者，在27年的教学生涯中，王老师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从职校走出去的学生，奔赴各自的人生目标。他们当中，有的继续求学深造，有的工作、创业为生活打拼。不少学生工作多年之后还一直跟王老师保持着联系，偶尔相约吃一顿饭，推杯换盏间讲述着各自的人生故事。记者 林佳琦
机缘巧合
走进师范学院大门
选择教师作为职业，多少有些无奈，30多年前，这个行当远没有像现如今这般吃香。
我父亲1959年从河北来到杭州，他是学理工的，便总想着自己儿子以后也能够学理科。但我偏偏喜欢文科，当时周围人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分班选科时我动摇了，不情愿地学了理科，后来高考没考好，只上了电大线。高复时，父亲虽然不再要求我读理科，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高复阶段，我的小学班主任找到我，说学校里需要一位临时的代课老师，问我能不能去帮忙。我就去当了三个月的小学语文老师。正好那几年教育局定向招收委培师范生，老师看我代课能力不错，便鼓励我去报考。
人生的很多事情，可能真的都是机缘巧合。这一次我自己做主填报了政史专业，杭师院的政治和历史是隔年招生的，那一年轮到了政治专业，正合我意，但这让原本有些紧张的父子关系更加僵持了。
去杭师院政经系报到时，是父亲送我的，到了学校门口，他把东西放下后没多说什么就走了。1995年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现在这所学校，当时的校名叫上塘中学，是拱墅区的一所区属中学，初中教学质量当时全区领先，高中则是兴办不久的职业高中。那时，父亲与我有一次长谈，这么多言语中，我就记住了一句：当了老师，就不要误人子弟！
1990年代——
职高很吃香
有家长托关系想把孩子送进来
那个年代的职业高中，录取分数还是蛮高的，很多孩子宁可选择职高里比较好的专业，也不去读普通高中。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职高毕业生是不愁就业的，三年读完直接就可以进单位工作了，在职高学财会、餐饮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进银行柜台、国营饭店；而读普高的话，当时的高考升学率还不到30%，很可能这些孩子读了三年就拿到一张普高的文凭，成为一名“待业青年”。
这么一比较，能够学一门技术且直接跟企业对接的职业高中，自然地位更高，也更吃香。有些家长为了把孩子送进来，还要托一些关系。
当时读职高的学生中，继续升学的需求并不高，像财会专业就分了两个班，一个班继续升学，一个班直接就业。就业的那一批学生，后来发展都还不错，到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杭州银行，成为业务骨干或支行的行长。当然他们也以职高为起点，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中继续学习，拿了大专、本科文凭。
1998年前后，为了解决大专入学率低的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依托各地专修学院开展学历文凭考试，帮助大量职业高中的同学取得了大专文凭。这些参加学历文凭考试的孩子来自全省各地，当时他们读书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想尽办法拿到这张文凭，留在省城杭州。
“霞姐”就是当时我带的学历文凭考试班级的一个学生，来杭州读书之前，在宁波宁海的一所职业学校学文秘专业。小姑娘长得很漂亮，而且手上有绝活：她的五笔字型打字速度非常快，基本属于盲打的水平。浙江的职业教育政策可以说自始至终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当时像“霞姐”这样专业技能强的学生，可以用职业技能证书顶替学科学分，从而顺利毕业。
毕业后她和同班的男友选择留在杭州打拼，从一开始的办公室文员到后来的公司行政经理再到现在和丈夫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注塑类企业，当起了能里能外的老板娘，企业的效益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几年，每逢教师节我都能收到来自“霞姐”的一束鲜花。
其实当时我跟这帮学生的年纪相差不大，更像他们的大哥。当年我也还很瘦，有时候带着学生们从拱宸桥一路骑自行车去九溪，师生之间的情谊很深厚。
2000年代——
“看看我儿子还能不能救了”
扩招带来的变化让我一度无法适应
情况在200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当时杭州的职高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初中学习成绩后30%的这批孩子，不用参加中考就可以直接来职高读书。
办学规模扩大了，但是学生素质就下降了。“职高很乱，职高生就是抽烟、打架、谈恋爱”，社会上对职高的那些固有偏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我2003年从专修学院回职高任教，一度无法适应这样近乎失控的教育环境。当时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学校，进来就问：“我这个儿子你给我看看能不能救了？”父子俩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孩子很倔，爸爸说一句他必定顶一句，父子俩随时都要打起来；还有搞小团体拉帮结派的，老师在讲台上说话，他们在底下用方言大声嬉闹，一些年轻的老师直接被气哭，甚至因此离开教师这个行业。
那几年，半夜骑着自行车去舟山东路的几家黑网吧里逮学生，对我们学校几位男老师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个男生，个子小小的，晚上11点查完寝后，把寝室防盗窗的螺丝拧开，从缝隙里钻出去，到天快亮时再溜回来。
有一次被我逮回来后，准备按校纪校规对他进行处分，他妈妈跑来学校替他求情：“老师，请再给孩子一次改正的机会。”后来我去校长面前替他担保，才免去了这次处分。
谁是真正为他好，其实学生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有的时候教育不一定要说破，可能一个眼神他就懂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这个老师还是蛮好的，愿意信你。后来这小子参军了，当的是坦克兵，退伍后在当地的派出所工作。前两年回来过一次，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我，你说这个变化大不大？
2010年代——
用“粗鲁”的方法
陪学生度过三年关键期
2010年，我接手了一个特殊的班级——一个全是男生的美发专业班级，在此之前的三个学期分别换了三位班主任，每一位都因为水土不服而中途告退。
这个班的孩子的确有些“疯魔”，学习、纪律似乎啥都不行，用理论说教的办法肯定是无法奏效的，于是我就拿出了和他们“软磨硬泡”的绝招，早上寝室叫早，中午教室聊天，晚间不定期查岗。起先，学生很反感的，觉得我要事情。可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渐渐对我有了一定的信任。
班里有三个平时闹腾的孩子，其实美发技术还不错，但就是玩性重，不愿意扎扎实实地进行刻苦练习。这时候，我作为思政老师的专业特长就发挥出来了：我特地投其所好准了他们文化课的假，让他们专心参加赛前集训，并与他们约法三章，逐个引导。
后来这三个孩子都参加了省赛，且都获得了国赛的资格，又都在国赛上拿到了不同项目的银奖。虽然这三个孩子最终都没有选择美发作为自己的职业，但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都成了独当一面的骨干。
当然也有遗憾，同样是在这个班里，有一个学生从我手里退了学。当时是因为他违反了课堂纪律，我们有了争吵，正在气头上的他提了退学，“好！我马上给你办！”我火气也没压住，就给他办了退学手续。其实事后我是很后悔的：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怎么还会冲动？感觉很挫败。
这件事情一直到2018年才有了下文，这孩子主动来找我。他说自己在杭州一个大商场谋了一份工作，因为高中学历的缺失，需要我帮忙开一份肄业证明。他跟我讲述起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当初没有拿到毕业证，只能四处打短工，心里相当后悔。我静静听着，眼泪差点流下来。把他送走后，我立马去帮他走流程、开证明，后来又见过几次，也算是泯恩仇了。
我们职校的老师比普高老师更“社会气”，在对学生的管理上，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女儿就经常说我粗鲁，其实我以前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但有的时候你不粗鲁点，还真不一定能镇住学生。高中三年对于这批孩子来说很关键，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专业学习上的教导，还有做人做事上的引领，这些孩子其实也很懂事，他们喜欢用毛姐、郑妈、老王这种家人的称呼来喊我们，这反而对我们是一种安慰。
2020年代——
7点不到在教室里刷数学题
职校学生也“卷”起来了
进入教师生涯的第20个年头后，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不一样了。现在的这批孩子，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而且选择专业时，很多人都奔着升学的目标去的。
孩子来读职校，家长会不会焦虑？说不焦虑是不可能的，但我接触下来后发现，很多家长在经过头一个月的焦虑期后，看到孩子不断向好发展，听到来自老师的表扬，家里多了欢笑声，再加上现在职校的升学通道非常畅通，孩子只要肯学照样可以读大学，家长的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
家长对于职校的印象慢慢改观，很大原因在于我们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在不断提高。以拱墅职高的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举例，我们2015级的学生鲁家琦一路参加省赛、国赛，现在已经是全国技术能手，这两年招生，很多人就是奔着鲁家琦来，坚定要学美容美发的。
这几年，杭州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真是花了大力气。我们学校明年就要搬新校区了，而且增挂了杭州市创意艺术学校的校牌，新开设的专业也与杭州未来产业发展布局相适配，逐渐向现代服务、创意人才的培养方向转变。
在文化课的学习上，我们职校的学生也“卷”起来了，现在你随便选一天去我们高三教室看看，早上7点不到学生就已经在做数学了。个别抱着“混日子”心态来的学生，一开始可能还冒个刺，但最后只会没趣地发现，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职校里已经没有“小团体市场”了。作为老师我们当然乐见其“卷”，同时这也对我们老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做了这么多年教育，从一开始的机缘巧合到现在安心成为一名教书匠，现在我走到哪里，都能在各行各业碰到我曾经的学生，这感觉真的蛮好的，走路腰板又直了起来，有一种黎明在前的希冀。
今年过年，我之前的学生“霞姐”给我发了一条祝福微信，顺带跟我说：她和先生商量好了，准备让女儿选择职业学校，因为他们相信在职业学校里同样有好老师，同样可以把孩子培养成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觉得能够获得学生如此的信任，是当老师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