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人：承基
去年除夕，照例给老陈打电话贺岁。不想，得到的竟是他“五一”去世的噩耗。我愕然半晌……
认识他是在1953年，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元旦，少先队员要给“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开学，我收到了回信，来自舟山高炮某部，盖着“军邮免费”的蓝色三角章，满纸感谢、夸奖、鼓励。老师同学争相传阅，还贴上了中队墙报。
从此，我开始了与这位“陈叔叔”的书信交往。
第一次见面是1957年，他得知我初中毕业能免试保送杭一中，高兴地邀我暑假去他部队驻地度假。我兴高采烈地前往。军营半月，他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见我成天穿球鞋，就买来布鞋、木拖鞋（当年兴这），要我换着穿：“不然会霉脚”；怕我吃不惯部队大锅菜（其实已经很好了），就三天两头去外面买卤味为我加餐。面对这不过大我十岁的年轻排长，我开始改口叫他“陈同志”了（当年也兴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转业，去江苏常州当干部；我工作，当了小学教师。尽管时光流逝，生活变迁，我俩的感情始终如一，只是不知不觉中，他开始直呼我名，而我开始称他为“老陈”……
2012年，他八十寿辰，我和夫人同赴常州恭贺。宴后，他借酒兴来宾馆与我长聊：说当年知我中学时代家庭困难，曾想资助，终顾虑我的自尊，未能说出口；说自己晚年家庭生活并不如意，“他们嫌我混到退休不过是个科长，但我两个儿子的房子都买了呀”；说自己现在给小区管大门，“我那十平方的传达室，大伯大妈可喜欢来坐坐聊聊了”；说想再来杭州看我一家，“看看西湖边住过的陆军疗养院，再一起去趟楼外楼”……
去年三月，他要做九十大寿，我恭贺，因疫情未成行，仅汇了贺礼。他回电：“你也八十了，办寿酒，我一定来！”——不想，两个月后，他因为心梗走了……
我俩结交七十载，从“红领巾”直至耄耋的真正老友走了，我却没能点香烛、没能献花圈、没能送最后一程，难受啊！清明，只能借快报一隅，向这位曾经的陈叔叔、陈同志、老陈、我心目中的长兄，补致三鞠躬吧！